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学术繁荣，人才辈出，温州（永嘉）尤盛。史称“温多士，为东南最”（1），陈亮亦有“人物满东瓯”（2）之赞誉。其时，温州众多学者中，学术思想上卓然有所成就、且又颇富特色的，当推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他们前承后继，一脉相沿，形成发展起著名的永嘉学派。

叶适曾记述温州太守留茂潜之言曰：

昔周恭叔首闻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挈其俦伦，退而自求，视千载之已绝，俨然如醉忽醒，梦放觉也，颇益衰歇，而郑景望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千古之心矣。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面郑承于后也。

薛士隆愤发昭旷，独究体统，兴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安在。至陈君举万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根于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3）

这里概括出了同称为“永嘉之学”的两条线索：一是从周行己到郑伯熊，其特点为“兢省以御物欲”；另一则是从薛季宣到陈傅良，其特点是“弥纶以通世变”。

永嘉之学，确乎其来有自。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周行己与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沈躬行、蒋元中一道就学于京师太学，号称“永嘉九先生”。全祖望谓：“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考所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门，其三则私淑也。而周浮止、沈彬老又尝从蓝田吕氏游，非横渠之再传乎？……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4）诸先生多传二程洛学，而又有兼习横渠关学者，然其中唯有周行己，“南渡之后，郑景望私淑之”，其学“尚有绪言”，“遂以重光”（5）。黄百家在《宋元学案》卷三十二《周许诸儒学案》中说：“伊洛之学，东南之士，（杨）龟山、（游）定夫之外，惟许景衡、周行己亲见伊川，得其传以归。景衡之后不振，行己以躬行之学得郑景望为之弟子。”按：郑景望，名伯熊，与其弟伯英（字景元）齐名，永嘉人，时人称为大郑公、小郑公。绍兴十五年（1145年），伯熊进士及第，历官至直龙阁知宁国府、建宁府；隆兴元年（1163年），伯英中进士，无意仁进，做了几任幕僚后即辞官居家养母。绍兴年间，秦桧禁绝程学，并严禁私家修史，实行愚民政策，而郑氏兄弟却在永嘉传扬程氏学，有很大影响：“方秦氏以愚擅国，人自识字外，不知有学。独景元与其兄推性命微眇，酌威信要会，师友警策，惟统纪不接是忧。今天下以学名者，皆出其后也。”（6）郑伯熊任福建提举时，“首雕程氏书于闽中，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乾、淳之间，永嘉学者连袂成帷，然无不以先生兄弟为渠率。”（7）叶适评论郑氏兄弟道：

余尝叹章（惇）、蔡（京）氏擅事，秦桧终成之，更五六十年，闭塞经史，灭绝理义，天下以佞谀鄙浅成俗，岂惟圣贤之常道隐，民彝并丧矣。于斯时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辈出处，终始执守，慨然力行，为后生率，非瓌杰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郑公是也！（8）

在从北宋元丰到南宋绍兴的百年时间里，自“永嘉九先生”而至大、小郑公，永嘉学者把中原产生发展起来的二程、张载的道学思想传播到东南永嘉地区，更在“元祐党禁”和秦桧禁程氏学的恶劣政治条件下，重振二程洛学，造就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从而为南宋乾、淳年间形成起独立学派提供了学术文化地其和前提条件。

全祖望指出：“永嘉之学统远矣，其以程门袁氏之传为别派者，自艮斋薛文宪公始。艮斋之父学于武夷，而艮斋又自成一家，亦人门之盛也。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9）薛季宣（1134—1173），字士隆（10），号艮斋，永嘉人，尝问学于湖襄间著名学者袁溉，深受其事功思想影响。隆兴二年（1164年），薛季宣由鄂州武昌县令任满回永嘉，开始设帐授徒，陈傅良即为其得意门生，徐元德、薛叔似、王楠、沈有开等也都曾从其学，故由季宣始，永嘉之学别开生面，自成一家，此诚如黄宗羲所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目合眼，矇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事也。”（12）换言之，薛季宣开启的永嘉之学是有鉴于空谈性命而不通古今事物之变的“自附于道学者”而发的，具有“就事上理会”、“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之特色的事功之学。从此以后，永嘉事功之学就由程门别派转而为独立学派，与二程道学分道扬镳了。

继薛季宣而起并传扬其学的第一人是陈傅良。傅良（1137—1203年），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字人。他曾师事郑伯熊、薛季宣，又与张栻、吕祖谦相处甚密，终以发扬光大季宣之学著称于世，并因之而深为朱熹不满：薛氏之学“又得陈傅良继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时灿然学问之区也，然为考宁之徒所不喜，目之为功利之学。”（13）陈傅良的长处不独在文字，而对“治体”有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这就把薛季宣的思想向前推进了。叶适对此评曰：

公既实究治体，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减重征，捐末利（引者按：指政府放弃对工商业的经营），还之于民，省兵薄刑，期于富厚。而稍修取士法，养其理义廉耻为人材地，以待上用。其于君德内治，则欲内朝外庭为人主一体，群臣庶民并询选谏，而无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为盛，皆可以行于今世，视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气力荷负之、华藻润色之而已也。呜呼！其操术精而致用远，弥纶之义弘矣。（14）

陈傅良有学侣黄度，字文叔，越新昌（今绍兴市新昌县）人。他“志在经世，而以学为本。学终其身，不私己见为足，不名一家。有《诗》、《书》五十卷，《周礼》五卷，得义理所安为多，诸儒罕能过也。”（15）陈傅良和黄度均对《周礼》有所研究，且都有著作，而二人所得，实各有千秋：“君举素善文叔，论议颇相出入。所以异者，君举以后准前，由本朝至汉，逆而通之；文叔以前准后，由春秋、战国至本朝。”（16）

陈傅良讲学于永嘉，从学者甚众，著名学者也不乏其人，如蔡幼学（字行之，瑞安人，1154—1217年）稚年即从陈氏学，朝夕侍侧者十年，傅良勉以前辈学业。“观行之所著书，大著在古人经制治术讲求，终其身固未尝名他师也”（17）。蔡幼学忧国忧民，论学行事平实，终生始终不变。年龄稍长于他的叶适对其很是敬重：“公内负实力，而忧世至深。愤耻复仇，无悠悠碌碌之论；节减与民，无奇奇怪怪之策。所知必立，所立必遂，不能锐而后挫，不外固而中弱。……非公师友深虑而知化，孰能考次熙宁而后，节敛目取，民困兵骄，所以致患之由，而告于上（引者按：指孝宗）哉！”（18）

叶适师承薛季宣、陈傅良（19），而又在他们的基础上把永嘉事功之学大大向前发展。他一方面比较深入地清算了薛、陈二氏所师承的二程道学思想，另方面则将薛、陈二氏倡导的永嘉事功之学系统化，从而集其大成。全祖望谓：

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没，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间，遂称鼎矣。（20）

这里，说叶适与薛、陈二氏“其学始同而终异”，其本符合史实；并且，唯其扬弃薛、陈之学，提出了自己“卓然不经人道”的新思想，方才提高了永嘉学派在思想文化界的地位，使之能够与朱、陆二派鼎足而三，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说“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则不符合事实，因为叶适从不排斥功利之说，而是对永嘉功利之说作了系统论证，为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在把永嘉功利之学推向前进的同时，他本人的思想亦集永嘉功利之学大成。

叶适在南宋学术史上很有地位。黄震对之论道：

乾、淳间正国家一昌有之会，诸儒彬彬辈出，而说各不同。晦翁本《大学》致知格物，以极于治国平天下，工夫细密；而象山斥其支离，直谓“心即是道”。陈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学，欲前承后续，力柱乾坤，成事业，而不问纯驳；至陈傅良则又精史学，欲专修汉唐制度吏治之功。其余亦各纷纷，而大要不出此四者，不归朱则归陆，不陆则又二陈之归。虽精粗高下，难一律齐，而皆能自白其说，皆足以使人易知。独水心混然于四者之间，总言统绪，病学者之言心而不及性，似不满于陆；又以功利之说为卑，则似不满于二陈；至于朱、则忘言焉。水心岂欲集诸儒之大成者乎？（21）

此论虽有过分夸大叶适与陈亮、陈傅良的异同，把叶氏对功利之学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