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是第二期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冯友兰是现代新儒家队伍里比较特殊的人物。他既受惠于陆王心学，又得益于程朱理学，从而以“接着”宋明道学的方式展开其新儒学思想理论体系。与梁漱溟、熊十力注重直觉有异，他强调理性，对儒学传统作纯逻辑化的义理诠释。1949年以后，他的思想发生明显变动，由现代新儒家转而成为儒家思想的批判者，但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又有明显的回归早年思想的倾向。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多不认同冯氏思想，甚至对之颇有微辞，但冯友兰作为一位具有理论创造力的智者在现代新儒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仍是毋容轻否的。贺麟并未像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那样以系统的形式展示其思想，甚至没有一部专门阐述自己新儒学思想的理论著作，其思想主要散见于刊发在各类刊物上的论文之中，故而在思想文化界既未产生过梁漱溟那样的轰动效应，也没能像熊十力那样赢得现代新儒家后学们的尊崇，但他一生精神生命上始终持守着基本的立场和观点，学说上有着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而且，他不仅立足于现时代，会通中、西，对儒家心学传统做出别开生面地阐发，建构起具有现代意识的唯心论体系，更首次提出“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命题，并对其之前的现代新儒学予以总结性的评论。这就使其在现代新儒学发展过程中有了独特意义。钱穆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少有的史学大师。他不是用深奥的哲学语言来表达其思想，而是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儒家复兴问题、批判“全盘西化”论者的文化主张，这既使其区别于其他现代新儒家，又使其思想较之那些注力于形而上玄思的现代新儒家（如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等）更能影响缺乏哲学修养的读书人。堪称诗哲的方东美，是一位以诗人的眼光打量人类历史进程和中国文化未来命运，又以诗人的语言表述自己哲学见解的思想家。诗性的智慧，使其打通儒、释、道，而非株守儒家传统；强调原始儒学的思想价值，而非执着于宋明道学；弘扬中国历史文化固有价值的同时，又把西方思想传统看作有助于复兴中国文化的积极资源。这样，较之其他现代新儒家，其视域更宽阔、心胸更开放；唯其如此，不少论者并不主张将他归入现代新儒家，但现代新儒学就不能在认肯儒学基本精神价值的同时兼容各家传统吗？方东美的精神生命及其基本思想学理应在现代新儒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是第三期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唐君毅泛滥百家，融贯中西，归宗儒学，试图为超拔失去本心灵明的国人提供一叶新的诺亚方舟。其为人为学均极富宗教色彩：为人上，面对欧风美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洗刷，面对国人纷纷丢弃故常而委心西方文化的景象，他生发出强烈的曲尽人散、花果飘零的悲凉心态；为学上，他所有的著述，几乎每一个字都闪现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意识。至于他同钱穆、张丕介一道呕心沥血地创办香港新亚书院，既为当时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传扬孔孟儒学提供了机会，又为20世纪中后叶海外新儒家开辟了一块精神根据地；他本人的《人生之体验》、《中西哲学之比较文集》、《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心物与人生》、《人文精神之重建》、《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等诸多著作，更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同于唐君毅着重于正面疏通中国文化之精神与价值，使人对于中国文化有恰当理解，以纠正“五四”以来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之弊，牟宗三运思的重点似在批抉中国历史文化之症结，以期荡涤腥秽，开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途径；而唐、牟形式有别，精神实质一致的工作，使得现代新儒学在1949年以后的海外逐渐滋生发展了起来，并终于成为引起世人普遍关注的一大思潮。不过，与乃师熊十力、同辈唐君毅学问与生命融通为一的精神特质有所不同，牟宗三是位同冯友兰一样的大学讲堂上的现代专业哲学家；在他那里，哲学作为其专业与其个性人格以及行为规范之间看不到直接的必然联系。尽管其学问知识与道德人格相互割裂，但他主要通过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述来表达并阐释其自己的哲学思想，还高扬陆王、贬抑程朱，一反传统旧说地提出以《大学》为主旨的程朱是“别子为宗”，以接续《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为主的陆王（特别是胡五峰——刘蕺山一系）才真正承继了孔子，又借助康德、罗素、怀特海等近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来推扬中国哲学的精神价值和思想传统，这就使其把现代新儒学推向了一个理论发展高峰。徐复观一生游离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是位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现代新儒学得惠于熊十力的开启，但并没有走上熊氏为新儒家所开出的形上之路，而是主要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确立了在学术思想界的地位。不过，同样侧重于史学研究，钱穆的目的是要证出一个“古已有之”的结论，而徐复观则真诚地认同民主，热爱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社会政治学说，并对古代中国的王权专制主义政治深恶痛绝。

经过上述几代的艰辛努力，及至今日，文化保守主义者们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反省和“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启蒙文化思潮的检讨，复活了儒家生命精神与形上智慧，以现代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承当重建了儒家思想体系。现代新儒学既内蕴着他们自己的文化——社会理想，又对现当代中国人探寻真理、追求理想的精神生活有着一定影响。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2）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载《新潮》第1卷第5号。

（3）　　 《中国意识的危机》第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　　 《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载《新青年》第5卷第1号。

（5）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

（6）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载《新潮》第1卷第1号。

（7）　　 常乃德：《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

（8）　　 鲁迅：《华盖集·导师》。

（9）　　 《欧游心影录》，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

（10）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 卷第214页。

（11） 《与熊纯如书》，见《学衡》第16期、13期。

（12） 《略论现代新儒家》，《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65——266、267页，东方出版社。

《当代新儒学引论》第56、57——5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