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应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下累积着的那些问题，也是深受着现实中由“五四”启蒙者们鼓倡而成的全面、激烈的反传统思潮的刺激，另种类型的知识者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之奈何”的担当，以接续民族历史文化命脉的使命意识，从文化保守主义的学理立场进行着思考、探寻和努力，由此而有了现代新儒学的出现。现代新儒学的出现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积极回应。新儒家敏锐地提出，民族危机的实质是文化的危机。循此理路，他们省察了中国近现代由对中国文化物质层面的否定而到制度层面的否定、再进而到精神文化层面否定的逻辑进程，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西化”论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路线，其实这无助于消解或拯救民族危机，反而会因民族自信心的丧失而使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他们据此对“西化”论的思想逻辑及其文化主张进行尖锐批评，并且，不仅针锋相对地大力阐扬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正面价值，而且明确提出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物质文明程度的高低不足以作为现代化量度的观点。

现代新儒家绝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者，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中客观存在着的消极面也有着深刻认识和很多批评。他们也不是文化闭锁主义者，而是既主张了解、接受、吸纳西方化，又要否弃其病态。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充满怀疑与失望之情。堪称现代新儒学先驱者之一的梁启超曾很形象地写道：

一百年的物质进步，比之从前三千年所得还要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象沙漠中失落的旅人，远远望见一个大黑影，拚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9）

这种失落的心态，又使现代新儒家坚信中国以“全盘西化”的方式谋求现代化是绝难行得通的。他们把中国近代以来国内政局的混乱及黑暗状况都归结为“西化”所致，并认为这同时也意味着民族文化精神的沦丧。尤其在内忧外患愈烈的民族危机关头，他们的这种思想更显强烈。这样的情绪和思想的产生与存在，有其客观依据。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自有其内在矛盾和种种固有弊端，这姑置不论，而仅就近代以来中、西接触交往的经验来说，欧风美雨的袭击曾迫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真诚地把西方当作老师，但结果老师又总是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毒打、残虐着学生。所以，“中国人民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1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10）明乎此，我们才能够同情性地理解当年曾十分真诚并投注了全副心力介绍西学的严复，何以晚年会同样十分真诚地说：“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中国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鄙人年将七十……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11）至于现代新儒家更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把贞定民族文化意识，挺立起民族的主体精神作为唯一的思想进路。在他们看来，这是拯救危亡的唯一途径。

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深厚根底和自觉体认，这对于现代新家来说是自然之事。同时，他们也关注着域外文化，吸纳着西学，不过，引起他们高度兴趣并进而予以认同的，主要是西方人文主义。西方人文主义思潮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一种表现形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庞大而又日益萎缩的个人生活世界的分裂，以及科技文明日益显露成就的现实世界与人类生存日益面临困境的价值世界的分裂。显然，这同现代新儒家盯视着物质财富的积累与精神危机的加深之状况，而对于人生存的意义、人的价值等高度关注的致思方向完全吻合。所以，当诸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具有人文主义意义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时，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无不欢欣鼓舞，并立即将之作为其民族主义依傍的力量，西方非理性主义对于人之个性的强调遂成为他们强调世俗特性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当然，西方人文主义所表述的内容与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的观点也有不同，如前者注重非理性，后者却更多地从心理、意志方面表述着理性的内容；前者否认伦理主义、理想主义的作用，后者却持守着与之恰恰相反的观点。如此等等表明：通过强调人之“理性”以弘扬民族文化意识，充溢着强烈的理想，高擎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巨帜，这正是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质。

关于现代新儒家及其代表性的人物，李泽厚论曰：大体说来，“在辛亥、五四以来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和学术土壤上，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罗素、康德、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除了马列哲学的中国化之外，在现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比较具有传承性特色和具有一定创造性的，就只能数‘现代新儒家’了。只是比起马列来，他们的力量、影响、作用和对时代的贡献确乎渺不足道。”“现代新儒家中，真正具有代表性，并恰好构成相连接的层面或阶段的，是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四人。钱穆、徐复观基本上是历史学家。张君劢、唐君毅虽属哲学家，但他们的思想及体系相对来说庞杂无章，创获不多。熊、梁、冯、牟却各有某种创造性，且思辨清晰，条理井然。”（12）青年学者、山东大学哲学系的颜炳罡教授则依据其自身的研究，提出“看一个学者是不是当代新儒家主要有两条：一是看其是不是一位真正的儒者，二是看其是否对儒家义理在当代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前者儒的方面，后者是新的方面；前者是本质，后者是这一本质的具体展现。这两方面缺少了任何一面就不能算是当代新儒家。”他据之申论道：“当代新儒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流派，究竟谁是当代新儒家并不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感情和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研究对象的生命格调和文化企向。作为当代新儒家，首先他应是一位真儒，切实契合古圣往贤的生命智慧，视儒学为自己文化生命的归宿；其次在儒学面临生死考验的时代，能够继往开来，在儒学向现代形态的转进中作出独特的贡献。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唐君毅的贡献则表现在道德理想与人文精神的重建上，牟宗三是当代新儒家的集大成者，由他才真正完成了儒学向现代形态的转进，他是当代新儒家的典范。”（13）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新儒学已经历了三期发展，兹综合有关资料并结合个人之见，对之简单述论于下：

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是第一期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当以反传统成为时代主潮时，梁漱溟率先倡言要走孔家的路，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他一生始终恪守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既以强烈的救世意识时刻关切着芸芸众生的超拔大事，又怀着“王者师”的使命时刻关切着民族国家的兴衰荣辱与未来走向，体现出比较典型的中古传统“圣人”式的品性，以至被美国汉学家艾恺誉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者”。张君劢既具深厚的国学根底，又对西方哲学深有研究，并能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从而以其独特的学术贡献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基础。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而颇有功勋的熊十力，因有感于“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并看到“福乱起于众昏无知，”遂立志“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他一度潜心佛学，后转归于儒，以《易》生生不息的动态思想为基础，承继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一系的儒家心学，又参之以王夫之道器不离观和辩证思维方式，创构起以“人本”、“动态”、“感性”为基本精神的新儒学思想体系。熊氏的这一思想体系，对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有着思想导向和理论示范性意义，故而被当今的研究者称之为承继又超越了宋明理学，而成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人”。

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是第二期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冯友兰是现代新儒家队伍里比较特殊的人物。他既受惠于陆王心学，又得益于程朱理学，从而以“接着”宋明道学的方式展开其新儒学思想理论体系。与梁漱溟、熊十力注重直觉有异，他强调理性，对儒学传统作纯逻辑化的义理诠释。1949年以后，他的思想发生明显变动，由现代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