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

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国文化，早在晚明清初即已开启其由传统而向近、现代转化的历史闸门。但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及其所实施的野蛮的种族歧视和文化统治，使得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进程未能以自发式形态一线顺畅展开。迨至道、咸之世的早期启蒙思潮再兴，戊戌年间启蒙思潮由“早期启蒙”阶段向“近代启蒙”阶段的发展，标志着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又一次启动了起来。尽管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胜于晚明清初，但这时的中国已经遭逢到亘古未遇之巨敌——在近代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近代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一经产生就有着规范其他地区、国家或民族发展路向的特性。它凭借着先进的科技成就、廉价的商品、雄厚的经济实力、血与火的掠夺，将自己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等强制性推向全世界，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而如以道德评价标准来看，这带给西方社会的是福音，留给其他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却是灾难：土地被抢占，财富被掠夺，有的连国家主权也丧失了，陷入殖民地境地；……中华民族即因西方的入侵及与之相伴随的近代西方文明的无情冲击而承受到深重的灾难，不仅破坏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秩序，而且扰乱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发展路向的理性选择，使得本已迭经坎坷的中国文化近（现）代化进程更加步履艰难。

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何以未能经受得住西风美雨的冲击？中国文化有无自身的价值；倘有价值，其发展前景又将如何？究竟应该怎样应对扑面而来的近代西方文明，并在完成救亡图存重任的同时，谋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身身的发展？以及为什么中国专制主义文化具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怎样才能彻底清除专制主义的文化土壤？应该如何评价既明显具有优势、又显然存在诸多弊端的近代西方文明？中、西文化能否交融；如有交融之可能，又怎样使之得以实现？与西方文化交融、会通后发展起来的新型而又保持着自身民族特质的中国文化，在未来人类文明中处于何种地位？……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部摆在了为中国前途而思考和奋斗的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者的面前。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其代表哪一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意愿，无论其有着怎样的学术背景、心路历程、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只要其关注中国的前途命运，就必然会思考这些问题，并依据其自己的方式、从各自的立场或角度作出一定的回应。

“五四”启蒙知识群体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颇有代表性意义。兹仅评述三点：其一，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采取简单化的全盘否定态度。“五四”启蒙先贤中虽曾有人试图阐发中国文化传统之精义，探寻中西文化融汇的途径，但随着反传统呼声日烈，这种探寻在他们那里渐近销声匿迹，而几欲连根拔除式的反传统呼声则成为主潮。不但孔家店必须打倒，极端者更倡言汉字、线装书、国画、中医、武术、京剧等一切固有文化均在必须废弃之列，甚至说：“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传统文化的唯一价值，便是其能如死人之于医生一般的为我们提供“病理学上的好材料”。（2）如此激烈，确为人类文化史上罕见，正如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所说：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历史中，“从未出现过象中国五四时期那样的在时间上持续如此之久、历史影响如此深远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3）这种对于传统摧毁性的批判、反对、否定，并不是依据于学理，而另有其现实 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尊孔复古逆流，特别是针对北洋军阀统治集团利用这股逆流对新思潮横加镇压而发出的逆反性抗议。并且，这种反传统思潮所以能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激起相当广泛的回响，也正因其与他们对黑暗腐败的统治集团和以安福系为代表的无聊文人政客们的普遍愤慨情绪相吻合，从而获得强烈的共鸣效应。然而，以现实政治的批判为目的的反传统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对传统深刻反思基础上的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批判。有趣的是，启蒙先贤多把这种主要基于政治背景的广泛回应视为他们所鼓倡的以“打倒孔家店”为表征的反传统思潮取得了真正的全面胜利。不过，事实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虽盛极一时，孔子思想、儒学传统对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深刻影响却依然如故，就连启蒙先贤自身也在许多方面体行着儒家伦理。我们固然应该充分肯定“五四”启蒙先贤们在中国历史上破无荒地第一次向束缚中华民族迈进现代社会的老朽文化发起勇猛而又全面攻击的功绩，但也应看到，他们那种简单的全盘反传统的思想主张，终因其不能在中国现实土地上付诸实践而迟早会成为促使热血青年产生幻灭感的催化剂，更难在普通民众中产生积极的导向效应。其二，与对待传统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相适应，“五四”启蒙先贤们把全面移植西方文化视为革新中国的唯一出路。胡适自不待说，陈独秀也断言：“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采用西洋的新路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4）他们以新与旧、是与非的绝对价值标准来评判中、西文化，倡言：“‘国新’不妨和‘欧化’雷同”，（5）即使“极端的崇外都未尝不可。”（6）循此思路，他们自然得出中国“非走西方的路不可。”（7）这种激烈的主张，固然是从期盼中华民族早日实现现代化的爱国之情出发的，但由于中、西社会与文化的具体条件不同，中国不可能完全承袭西方的发展路数。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本非单线式的一元化发展，而是多元化、多样式、多路径地发展起来的。所以，无论在理论上，或者是在实践上，全面移植西方文化、完全“欧化”、“极端的崇外”以革新中国的主张都不可能在中国现实土地上真正付诸实践。这就使“五四”启蒙先贤们的文化思想虽在青年知识群体中收振聋发聩的一时效应，而最终却还是因其非现实性而成为促使热血青年产生幻灭感的催化剂，更不可能在工农大众中引起共鸣的回响。其三，他们十分缺乏如何使自己的启蒙文化思想同普通民众、特别是工农大众从切身利益出发产生的呼声有机汇合的自觉意识。“五四”启蒙先贤们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个人尊严、个人权利等等近（现）代意识非常浓厚的要求，固然都是关系到中国如何走向现代社会的重要问题，但当时主要是富于敏感性的青年知识群意识到这些问题 的迫切性，而启蒙先贤们的呐喊、呼吁也主要面向着这一人群。不幸的是，当时这个人群不仅十分狭小，而且其成员也不能一概而论，这群人中，“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8）这就使“五四”先贤们的启蒙主张很难得到甚至包括青年知识者们在内的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陈独秀对此曾深有感叹）。当然，说他们根本没去做这种探寻也不公正。以鲁迅为杰出代表的一部分启蒙先贤深切意识到，若无广大民众的响应，任何发动革新社会、再造文明的壮举的猛士精英都难免会象夏瑜那样在未曾唤起社会觉醒之前就被黑暗的社会吞噬。鲁迅怀着哀其不幸而又怒其不争的挚烈情怀，力图寻求到一条促使阿Q、祥林嫂们觉醒起来的途径，并为之而为世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佳品。但怎样才能达到目的？鲁迅的结论是必须根本改造由历史凝结在民众心底的国民性——奴性。可是又应如何去改造呢？不认真研究现实大众的文化心态，不顾及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需求，仅仅依凭着一枝挚诚而沉重的笔去猛烈鞭挞就能改造国民性，使中国大众由传统人转化而为现代人吗？

为了回应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下累积着的那些问题，也是深受着现实中由“五四”启蒙者们鼓倡而成的全面、激烈的反传统思潮的刺激，另种类型的知识者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之奈何”的担当，以接续民族历史文化命脉的使命意识，从文化保守主义的学理立场进行着思考、探寻和努力，由此而有了现代新儒学的出现。现代新儒学的出现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积极回应。新儒家敏锐地提出，民族危机的实质是文化的危机。循此理路，他们省察了中国近现代由对中国文化物质层面的否定而到制度层面的否定、再进而到精神文化层面否定的逻辑进程，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西化”论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路线，其实这无助于消解或拯救民族危机，反而会因民族自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