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仁人”，颜回的道德品质体现在许多方面。这里，我们仅从颜回的为人处事来看其德性。颜回始终以仁爱之心待人，“犯而不校”(《论语·泰伯》记曾参语)。他之所以“不校”，“非微弱不能校也，非虑患不敢校也，非禽兽不足校也，非含忍不欲校也，非愧悟不必校也；颜子之心，则宽宏不忍校也。”（简朝亮：《论语集注述疏》）他自言“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韩诗外传》卷九），表现出“泛爱近仁”、“民胞勿与”的宽宏襟怀。正因为他如此待人，才得以加深了同门师友间的交往和情谊，所以，孔子说：“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尚书大传》）但是，颜回为人处事又并不是毫无原则，他曾问孔子“君子”、“小人”之别，提出：“小人之言有同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家语·颜回》）他所谓“小人”，非从政治等级制度意义上来说，而是如孟子所言，是特指那种“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的“德之贼”（《孟子·尽心下》）。而在孔门诸弟子中，唯有颜回能依循孔子提出的以道德区分“君子”、“小人”的基本原则，严于“君子、小人之辨”。此外，在与同门友相处中，颜回也不是一团和气地做老好人，而是针对他们的缺失，以“诚”、“信”之德予以规谏、忠告和劝诱，竭尽“以仁辅友”之情。如其对子路说：“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鲜矣；蓋慎诸焉！”又对子贡说：“吾闻诸夫子：‘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乱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孔子家语·颜回》）颜回还曾从人子对其父母的孝行角度向宰我讲述“三年之丧”的必要性，谓：“父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坏，为之三年，不亦宜乎！”（马骕《绎史》引《卫波传》）由此可见，颜回在其生前死后能够赢得老师、同门的交口赞誉，与其所具有的“仁者”风范密不可分。

《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孔、墨也。”“自孔子死后，有子张之儒，有颜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谓“儒分为八”。

作为先秦儒家八派之一的“颜氏之儒”，其开创者为淮？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门颜姓弟子计有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之仆、颜哙、颜何、颜祖八位，且均为鲁人。其中，颜之仆、颜哙、颜何、颜祖虽曾师事过孔子，但未见于《论语》、《孔子家语》诸书，故不足论。颜无繇即颜路，《孔子家语》又称其为颜由，乃颜回之父，由于他在《论语》、《孔子家语》中均仅一见（即“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槨”），故似无多少学说思想可言。颜幸，字子柳，观《礼记·檀弓》所记，至多是个“知礼”之人。颜高其人其行其学，则无史籍可证。《史记·孔子世家》记有颜刻，谓孔子“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梁玉绳《史记志疑》及近人蒋伯潜《诸子通考》均以为“颜刻”为“颜高”之误，则颜高或别有颜刻之人，尽管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历经磨难，但大体如子路一流，学说思想上则无多大成就。可见，上述七位颜姓弟子都不可能成为“颜氏之儒”的开创者。这样，在颜氏八人中，唯颜回有此可能。并且，如前所述，颜回志宏才大德厚，不仅为孔子七十二贤徒之冠，更居“德行”之首，为孔子及同门共同称道，亦已赢得一定的社会声誉，故而“颜氏之儒”为颜回所创，当无可置疑。

颜回随孔子归鲁定居时，年方三十。虽然体弱多病，但“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设帐授徒以传夫子之道，应为自然之事。另，《大戴礼记·曾子疾病》记曾参病笃，谓其弟子曾华、曾元曰：“微乎，吾无夫颜氏之言，吾何以语女哉？”孔子及门诸弟子中，曾参传学最广，尚且感叹“无夫颜氏之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颜回确曾传其学于门人。又，颜回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这不听孔子之嘱而执意“厚葬”颜回，并引发孔子感叹的“二三子”之徒，应当就是颜回的学生。学生“厚葬”老师，以表达他们的敬师重道之意，这本在情理之中，但使孔子陷于回“视予犹父”而“予不得视犹子也”的境地，也就难怪老夫子要说：“是你的学生使我如此啊！”

关于“颜氏之儒”，尽管一方面由于早卒的颜回，其本人无著述传于后世，另方面则由于史缺有间，我们今天实难寻出其传承脉络，但是，从其融入儒家别派并对战国时期其他学派的影响来考察，仍可窥见有关该学派思想、学术的一些蛛丝马迹。

从现有资料看，先秦思想家中受颜回思想学响最大者为曾参。曾参为孔门后进，他在同门诸友中独尊颜回，尝赞之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上书《泰伯》）这种从学思、修养两个层面对颜回进行的评价、称颂，颇为符合颜氏其人其学之实际。而曾参本人是以讲求“仁”（“仁以为己任”）与气节（“临大节而不可夺”），以及在道德修养上注重内省（“吾日三省吾身”）与力行（行“孝”道）而著称的。这与颜回十分相像。孔门诸弟子中，以曾参最为长寿。若以其对颜回敬服之心来推论，则其在颜回死后，代为教育颜氏弟子，使“颜氏之儒”多转入他的门下，从而“颜氏之儒”与思一一曾一一孟之儒相融合，或有可能。

先秦道家中的庄周学派曾受到颜回的思想影响。《庄子》中屡屡提及颜回，且多为正面描述，不含讥讪之意（这与其对孔子的态度迥然有异），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庄子将颜回的“用舍行藏”发展为消极避世，将颜回“有若无、实若虚”的谦逊之德诠释为“心斋坐忘”以至陷于无我无物之境，这显然是将儒家“仁人”之颜回道家化了。不过，庄子受到颜回的思想影响应为事实，甚至可能有“颜氏之儒”转入庄周学派者。

后世学者多从好学、力行、守志（“安贫乐道”。按：这也是颜氏影响于后人的主要方面）等角度赞扬颜回。当然，其中也不乏有刻意美化、甚至神化颜回的言论，这类言论集中谶纬神学思潮泛滥的两汉时代，如谓颜回“感中台星”而生（《新论·命相》），或云颜回“月角，额似月形。渊，水也；月乃水精，故名渊”（《论语谶》），或说颜回曾杖剑斫鬼而被孔子赞为“仁者有勇”（《段芸小说》）等等。至于宋明诸儒，则多从其理学立场出发讲论颜回，或追寻“孔、颜乐处”，或重颜氏“克己”之功，或以颜回为孔门“道统”之真传。如此等等，资料甚多，难以具论。

自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尊奉颜回。汉高帝十二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又将此举定之为制度。这就使颜回由一个穷居陋巷的布衣一跃而入廟堂。但汉、魏间统治者还仅以颜回为孔门七十二贤徒之首。此后，对颜回的颂扬逐渐升级。唐开元二十七年，高宗制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颜回为亚圣，赠为兖国公。金章宗明昌年间在曲阜建兖国公颜子廟。直至元至顺元年，文宗诏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而以孟子为“亚圣”（这就从一个侧面微妙地反映出理学的兴起，尤其是在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后，孟子地位日高）时，颜回才屈居孟子之下。尽管如此，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配享座次时有升黜，唯颜回“复圣”地位不变，爵秩特优而不衰。其“圣誉”之隆，除孔、孟之外，仍无他人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