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回，字子渊，春秋时期鲁国人，生于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卒于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享年仅32岁（据熊赐履：《学统》）。他十四岁即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宋明儒者更好“寻孔、颜乐处”。自汉高帝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年间将此举定为制度以来，历代统冶者封赠有加，无不尊奉颜子。由此可见，颜回尽管享年不永，却实为儒学史上一位很值得重视的人物。

论及颜回，学者每每赞其“安贫乐道”。其实，这只是其思想非主流性的一面。他思想的主流乃在于救世淑人。这就关涉到对其政治志向的考察。

政冶志向上，颜回以舜为志。《孟子·滕文公上》记其语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显然，孟子以颜回与舜、稷“同道”。颜回很赞赏舜“无为而治”，即后来儒家所倡导的以“民”为本的“王道”政治思想。他尝曰：“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也。”（《荀子·哀公篇》）颜回既与舜“同道”、“所追同一”，所以，当孔子要他和子路“各言尔志”时，子路答以：“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撼。”而颜回则以“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相答。朱熹释“伐无善、无施劳”曰：“伐，誇也，善谓有能。施亦张大之意，劳谓有功。”（《论语集注》）以不夸己能、不扬己功为其意。但此说不确。元人所著《四书辩疑》驳朱说云：“伐善之善，乃其己所长之总称，伐忠、伐直、伐力、伐功、伐才、伐艺，通谓之伐善。又言伐无巧，止是不伐之一事。分而为二，颜子之志，岂别无可道焉？……该‘无施劳’者，不以劳苦之事加于民也。夫劳而不恤，乃古今之通患。……颜子之言，于世厚矣。”此说极是。所以，颜回这里所言之己志，乃是欲内修己德、外施爱民之政。这与舜之“无为而治”正相仿佛。在颜回看来，唯以此志施行于天下，方能实现孔子所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公冶》）的社会理想。由此可见，颜回在政治志向上不仅有淑世济人的入世情怀，而且颇具早期儒家的民本主义精神。

考颜回一生，大多为追随孔子奔走于六国，归鲁后亦未入仕，而是穷居陋巷。他生活于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儒家的仁义之志、王者之政常被斥为愚儒、讥为矫饰，“世以混浊莫能用”（《史记·儒林列传》）的社会环境中，丝毫不愿改其志，仍“尚三教（即夏教忠、殷教敬、周教文）”，期于“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白虎通·三教》）。王符称赞他：“困馑于郊野，守志笃固，秉节不亏。宠禄不能固，威武不能屈。虽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义有殆，礼义不班，挠志如芷，负心若芬，固弗为也。”（《潜夫论》）若征之《史记·孔子世家》所记颜回语：“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之醜也；道即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醜也”，可知王氏所言非虚。这样，颜回就只能终生不仕，惟以“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韩诗外传》卷十）自勉自慰。孔子赞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同上《雍也》）。颜回这种注重志气、追求真理并以之为乐的精神，与孔子本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同上）实同一旨趣。

颜回平生虽无事功称知于世，但好学慕道，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努力将孔子思想、尤其是孔子的道德论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相关联着的途径完善自我，从而达到了孔子所谓的“仁”德之境的。

第一，“好学”。颜回好学，为其师与同门公认。《论语·先进》记：“季康子问曰：‘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子贡也说颜回勤勉于学，“夙兴夜寐，讽诵崇礼。”（《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那么，颜回为何此“好学”，“学”什么？孔子又何以于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徒中独以“好学”赞誉颜回？若从一般求知意义上看，孔子弟子甚众，习六艺而精者亦不乏其人，好学者当不为少数，但孔子都未以“好学”相赞。可见颜会所学与所好者，并非一般知识。又，孔子本人曾释“好学”云：“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论语·学而》）这是孔子从思想道德角度提出的“好学”标准，是对其弟子提出的普遍性要求。孔门诸弟子中合乎此标准、达到这要求者较多，至少“七十二贤徒”都基本做到了这一点，而绝不仅颜回一人。所以，孔子称道的颜回所“学”亦即其所好之“学”，当另有所指。宋明诸儒、乃至释门中人都曾殚精集虑，对此做过多方探寻，如据朱时恩《居士分灯录》记载，周敦颐初见晦堂祖心禅师，向其“问教外别传之旨。心谕之曰：‘只消向你自家屋里打点。孔子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毕竟以何闻道，夕死可耶？颜子不改其乐；所乐何事？但于此究竟，久久有个契合处。’”在祖心禅师看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心此理，佛家圣人识得，儒家圣人也识得，故其要周敦颐“向自家屋里打点”。此后，周敦颐教授二程，提出“仲尼、颜子居于乐处，所乐何事？”以此启发二程，而颜子所学何学、所乐何事遂成为此后儒者穷追不舍的重要话题。而我们则认为，颜回既居孔门“德行”之首，则其所学自然首先是道德，但又非一般水准的道德，而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一一“仁”。入门初始，他就向孔子“问仁”，问何以成仁。终其身，颜回所学、所好者无非“仁”学。于此可见，他是将“好学”作为进德修身以成“仁”者的途径。孔子对此似已有所暗示。《论语·雍也》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朱熹对此解释道：“努于甲者，不移于乙；过于前者，不移于后。颜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可谓好学矣。”（《四书集注·论语集注》）朱熹对颜回“克己”之颂扬，显然已掺有理学家的意见。其实，孔子在这里只是指出一个事实，即：颜回以“好学”为途径，好且力行其所学，从平实处（“不迁”“不贰”）处开始实践儒家道德，逐渐成为具有高尚德性的“仁人”。

第二，自省。颜回颇富好思天性。他初事孔子时，即蒙老师赞许：“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犮，回也不愚。”（《论语·为政》）这就是说，颜回主要是通过“省”即倾注自己全部内在力量去思考、检讨，以期不断深化对自身的认识，及对所思者有全面而又深刻的领悟。这就使他不仅在认知过程中能“闻一知十”（上书《公冶》），而且更能择善弃恶、去伪存真，最终将自己所认同的真、善、美深植于心，并发而为言行。孔子称其“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像颜回这样的人，自然“不愚”。

第三，力行。《论语·颜渊》记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己，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

对人们耳熟能详的这段材料，明人何良俊评道：“孔子答群弟子问仁，皆因病而药，独颜渊问仁，则真有切实力行之意，故孔子亦以切实力行告之。”（《四友斋丛说》）细查《论语》中孔门师生有关“仁”的对答之语，的确如此。仅以颜回而论，他是始终以孔子“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为座右铭的。他“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易传·系辞下》记孔子语），“行不贰过，称言不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子贡语），“慎于治身”（《孔子家语·大本》），甚至细微到“不以夜浴改容”（《新论·慎独》）。总之，颜回一生立身、处事、与人，无不以德自奉，并为此受到孔子的称赞：“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论语·子罕》）正因为如此力行不已，颜回才能“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上书《先进》记孔子语）“仁”是孔子提出的最高道德标唯。孔子轻以“仁”许人，也不敢以“仁”自奉，而对颜回则赞之以“仁”，甚至直称其为“仁人”而自叹“不如”（据《论衡·定贤》）。由此可见，在孔子眼里，颜回以其好学、自省、力行而达到了儒家理想的最高道德境界，从而使其所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成为了现实。

作为“仁人”，颜回的道德品质体现在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