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不仅是历史发展自然之事，而且经历过大浪淘沙般的洗礼之后正可使儒学的真正价值显露出来，而我们亦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而又有限地利用儒学传统资源。

循此理路，作为传统资源的儒学有哪些积极性的合理因素可以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及以之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做出贡献呢？兹就此略述三端于下：

其一，传统的“民本”不是现代民主，但儒家“民本”思想传统中的一些内容仍有现代意义。如儒家认为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人民，关心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现实具体的和长远根本的利益是政府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责，所谓“民：食、丧、祭”（60），“民事不可缓也”（61）。不如此，政府便会因得不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而失去其合法性，故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62）又如，从“民为邦本”论出发，儒家认为当政者应以国事民瘼为重，而切不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谋取自己或某一团体的特殊利益，要以至大至公至正之心对待天下万民。在这种思想影响和感召下，历代都出现过一些从政的正直儒者，像南宋的吴芾就以“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得罪于上官”为准则而任官处事，并收到了“吏莫容奸，民怀惠利”的良好效果。（63）凡此均给我们以重大启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只有以工农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才是这国家的真正主人，各级政府领导者及各级各类管理人员只不过是人民的公仆而已。民众给予政府及其各级领导者以管理权力，政府及各级领导者就必须牢牢铭记自身所握有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于人民，并应据之而真正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显然，上述儒家“民本”传统中的思想内容及受之影响而在真正儒者身上透射出来的卓尔不群的高尚人格精神不仅与此毫无矛盾之处，而且还有助于在我们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真正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确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观念和甘为公仆的意识。应该说，这些理念、观念、意识的形成和确立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最基本的原则前提。

其二，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民主仅仅停留于思想理论这样的观念层面，而应通过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而使之落实于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实际之中。这方面，儒学传统中的某些思想主张对我们亦很有启发或借鉴，如《孟子·梁惠王下》谓：“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输戚，可不俱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专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的此一思想主张在其之前、当世乃至其后二千余年的传统社会中从未真正实现过，但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则不仅可以使之得到实现，而且还应通过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的举措做得比孟子主张的还要理想、完美。就是说，政府的形成、各级各类领导人员的任免升黜以及包括政策制定、施政行为的展开在内的所有举措都必须以人民大众意愿为转移，一切都要以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的利益是否得到了实现为基本前提。

此外，法治与人治相对立，但并不排斥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道德建设相辅相成，二者的有机结合更有利于发展现代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4）孟子更明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65）他们的这种思想对于我们真正确立起既依法治国而又以德治国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基本治国方略有一定启迪意义，尽管我们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讲的“德”与“法”均内在地蕴含着工人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时代内容，这与孔、孟所强调的“德”、“礼”与“刑”、“法”兼举之“政”显然有着本质意义上的区别。至于在与发展现代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应的道德精神建设方面，儒家更有很多思想可供我们参鉴。如儒家以“立德”为做人的根本，认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66），无德就不会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实即自损人格。所以，儒家提倡“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67）的精神。又如，儒家主张人民应尊重自我人格，同时又提倡尊重别人的人格。孔子说：“立于礼”、“不学礼，无以立。”（68）他所以如此重视“礼”，乃是因为“礼之用，和为贵”（69），“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70），透过“礼”的形式，表达人与人之间互敬互爱之情，这才能保证人际关系的和谐，从而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和睦大家庭。这些思想无疑具有现代意义，我们理应昭示和升华其内在价值。

其三，现代民主落实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便是讲求公正、公平的竞争原则。弘扬儒家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对于落实这种公正、公平的竞争原则，从而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经济民主思想并非毫无裨益。如儒家不绝对排斥“利”，而是在讲“利”的同时，更坚持“义以为质”（71）、“义以为上”（72）的原则。从这种义利观出发，儒家认为君子应该重“诚”守“信”，“取利有道”，提倡“临财，毋苟得”（73）。此一儒学传统不仅应成为今人普遍信守的伦理规范，而且也应成为现代经济民主思想的组成要素。试想，丧失道义原则，不择手段地追求物欲，怎么可能形成公正、公平的自由竞争？由此可见，儒学固有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有助于提高现代人的内在素质，净化社会环境，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在民主与法制的规范下日臻完善。

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核心的儒学，完全能够为现代民主提供多方面的资源。可以想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民一定能建设、发展起以社会主义为本质特征，既充分吸纳西方文化之优长，又有效利用儒学传统资源的现代民主。这样一种充溢着蓬勃生命力的中国民主，将是中国人民对人类社会、人类文化的新贡献。而建设、发展这种现代民主，亦必将会为儒学发展带来机遇。

［注释］

（1）有学者称：“作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立国之道，儒学与现代民主之间的理论关系，一直是一个重大而又饶富兴味的课题。此一课题，不仅关系中国文明与政治的出路，抑且攸关整个东亚儒教文化圈之未来走向。”（何信全：《儒学与现代民主·自序》，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1997年2月发行。）唯其十分重要，清末民初以来，无数思想家或非思想家却十分关注中华民族及其命运人士殚精竭虑，致力于探寻此一课题的方法与途径。

（2）《汉书·杜周传》。

（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4）顾炎武：《日知录·财用》。

（5）《荀子·正论》。

（6）请参拙作《民主与中国的近代化》（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民主与中国的现代化》（载《理论与现代化》1997年第8期）。

（7）《论语·微子》。

（8）上书《卫灵公》。

（9）《韩昌黎集·争臣论》。

（10）《孟子·滕文公下》。

（11）《论语·先进》。

（12）《孟子·公孙丑上》。

（13）上书《尽心下》。

（14）《宋元学案》卷二十《元域学案》。

（15）《宋史》卷三九0。

（16）如张君劢不仅认为现代民主为“吾家旧物”，而且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实际“来自儒家”，故其有言：“彼西方既采儒家言以建立其民主，吾何为不可以西方民主还之于儒家乎？”（《中西印哲学文集》第386页）这很反映、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一般心态。

（17）《孟子·尽心下》。

（18）《孔子家语》卷一。

（19）《篁墩文集》卷三《青宫直讲·尚书》。

（20）同上。

（21）《礼记·檀弓下》。

（22）《史记·孔子世家》。

（23）《后汉书·杨震传》。

（24）《申鉴·政体》。

（25）上书《杂言上》。

（26）《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

（27）《明太祖实录》卷二十。

（28）上书卷二十三。

（29）上书卷一七七。

（30）全祖望：《鲒琦亭集》卷三十五。

（31）请详参拙作《“布衣天子”朱元璋的政治思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2期）、《再论洪武儒学教育》（载《河北学刊》1997年第5期。）

（32）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见张氏《新儒家思想史·附录》（台湾弘文馆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