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礼所以安上治民，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后嗣者也。……虽復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文三百、威仪三千，其大归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礼：吉为上，凶次之，宾次之，军次之，嘉为下也。故祠祭不以礼，则不齐不庄；丧纪不以礼，则背死忘生者也；宾客不以礼，则朝觐失其仪；军旅不以礼，则致乱于师律；冠婚不以礼，则男女失其时。为国修身，于斯攸急。（22）

总之，南朝的玄学遗风已进一步向儒学靠拢。当然，二者的合流是以玄学改变其修临教的思想主旨为前提和代价的。

南朝玄学向儒学的回归，还表现在名士们已对自身行为有所收敛，尽可能地不逾越礼教所能允许的范围。原来那种放浪形骸、旷达不羁的激烈行为已不多见，代之而来的则是读《老》、《庄》之书，谈谈玄虚之理，遊遊山水林泉，挥挥麈尾之扇，或者隐居不仕以独善其身、诗酒自娱以寄托情怀，或者属文怀古，悼魏晋名士之永辞、念竹下风流之旧事，抒发一番时过境迁、往事难再的感慨，但总体而言则要较魏晋名士的行止温和了许多。如饮酒方面， 《世说新语·任诞》载魏晋名士之所为道：

诸阮皆能饮酒，仲客咸至，宗人闲共集，不復用举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猎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阮幺（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以妇饮酒，阬醉，便眠其妇侧。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与这种狂饮烂醉、目无礼度的行为形成时照，南朝士人虽也饮酒，却能够有所节制。《南史·张裕传》载：

（张）镜少与光禄大夫颜延之邻居，颜谈义饮酒，喧呼不绝，而镜静默无言声。后，镜与客谈，延之以篱边闻之。取胡席坐听，辞义清玄，延之心服，谓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复酣叫。

颜延之醉酒，常在家中喧哗，后得知邻居张镜乃清谈高手，自此便不复酣叫。他曾在《庭诰》中劝诚其子弟道：“酒酣之没，可乐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几。既眚既病，将蔑其正。若存其正性，忬其妄发，其唯善戒乎？”（23）关于丧葬，《世说新语·任诞》载魏晋名士阮籍之事曰：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而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同书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谓：“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拳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阮籍性乃至孝，因母死而哀痛“呕血数升”，几乎丧命。但他闻母将终，居然留棋“决赌”，发丧时又“饮酒二斗”，这显然与礼教礼法相去甚远。而到了南朝，虽有周朗居丧不依常节等个别现象，名士们却还是多很讲究丧葬之礼的。如齐建元中，伏曼容侍太子讲，“卫将军王俭深相爱好，令与河内司马宪、吴郡陆澄共撰《丧服义》”。何终之“仕齐，初为国子助教，为诸生讲《丧服》”。（24）梁人徐勉也曾上疏对朝终夕殡等不合丧礼的情况提出批评，认为伤情灭理，莫大于此，主张一依古制，恢复三日大敛。（25）东晋戴逵则云：“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中者。”（26）在他看来，竹林名士之放达乃是对虚伪礼教的抗议，后世效颦狂生之放达则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表现，至于南朝文人之放达就仅是表明自己学善和身份的精神包装了。确乎如此，南朝文人学士们既不讨伐礼教，也不自甘堕落，而是要重整礼仪伦常所维系的社会秩序。《日知录》“正始”条黄汝成集释引杨绳武之言道：

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俭、伤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曰：尊严家讳也，矜尚订第也，慎重婚姻也，区别流品也，主持法仪也。盖当时士大夫虽视尚玄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纡经其志。

就反映出时代精神的南朝思想风貌而言，一方面，玄学名士在不断放弃反礼教的思想初衷并收敛其悖礼伤教的行为，而又保留着无伤大雅的风姿形式，在延续中皖变、在蜕变中延续；另一方面，礼学、礼教、礼法、礼仪则又是一阳得复，重新抬头，并日渐认可、包容和吸纳玄学遗风，并把魏晋风度。名士派头形式化为新的礼义礼仪，如《隋书·儒林传》载：

后主在东宫，集官僚置宴，时造王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玑耳。”即手授玑，仍所令于温文殿讲《庄》、《老》，高宗报临听，赐御所服衣一袭。……后主常幸钟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召玑竖义。时索麈尾未至，后主蚊取松枝，手以属玑，曰：“可代麈尾。”

麈尾成了清谈时的道具雅器，手执麈尾战为清谈时的重要仪式，也是表明清谈领袖身份地位与其玄学修养的泉征。魏晋玄学名士挥麈谈玄本有愤世疾俗的精神内涵，迨至后世则形式化为名士的礼仪时尚，而内在的文化精神则丧失殆尽。这一直延续到唐代。

总之，玄学发展到南朝已日渐改变其以老、庄自然主义改变和净化儒家礼教的思想风貌，而向儒家礼教靠拢和回归。而南朝玄学向礼教的回归则表明了玄学的衰歇和儒学的复兴，这正如魏晋玄学从儒学中脱胎或异化而来，从而宣告其诞生一样。玄学是魏晋时期儒学的一种蜕变形态，其出于儒而义返归于儒的历史进程，与学说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正相吻合。

杂糅儒家与道家，可以说是魏晋士人中普迹存在的文化现象，而玄学则是魏晋儒、道谦综的思想风潮中走得最远、最彻底的一派。南朝时期玄学向儒学的回归，意味着表现为放弃其原有的道家反儒的“异端”成分或净化、修正儒家名教的初衷。而玄学思潮影响于南朝儒学的，则主要是其善论玄理和善论《老》、《庄》等外在的精神风度。

南朝政权更选频仍。儒学发展经由宋、齐的时断时续之后，到了梁武帝时才得以真正恢复和发展起来。《南史·儒林传》概述梁武帝振兴儒学的情形道：“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功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擁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乎。至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利博士，各立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禀，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又选学生遣就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皇太子、宗室、王候始就学受业。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语，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南朝儒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庄礼学的复兴。礼学的复兴是南卧思想文化的一大特征。在南朝，统治者尤其重视礼仪礼制的重建，举凡郊祠、明堂、宗庙、祭祠、社稷、释奠、籍田、封禅、巡车、诏令、朝觐、交聘等都要引经据典，求索礼学的根据，严格遵循礼仪的规定。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精于三《礼》的儒学专家和礼学著作。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一书中记述了南朝重视三《礼》的盛况，说：

经学之最可称者，要推三《礼》。故《南史·儒林传》何佟之、司马玚、雀灵恩、孔佥、沈峻、皇侃、沈洙、戚袞、郑 之徒，或曰“少好三《礼》”，或曰“尤明三《礼》”，或曰“尤长三《礼》”，或曰“通三《礼》”，或曰“善三《礼》”，或曰“受三《礼》”。而晋陵张崖、吴郡陆诩、吴兴沈德威、会稽贺德基亦俱以《礼》学自命。三《礼》之中，又有特精者，如沈峻之于《周官》，见拳于陆倕；贺德基之于《礼记》，见美于时论。《仪礼》则专家尤众，鲍泉于《仪礼》号最明。分类撰著者，有明山宾《吉礼仪注》、《礼仪》、《孝经》、《丧礼服仪注》，司马褧《嘉礼仪注》，严植之《凶礼仪注》，贺玚《宾礼仪注》，而沈不害则总著《五仪礼》。

关于南朝礼学、礼教兴盛的原因，清人沈垚认为乃门阀制度而兴。他说：“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与古之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写《礼》家精粹之言。”（27）此说确有一定道理，也多为时人所采纳。然而，此说尚面临两大问题：其一，如所周知，门阀制度鼎盛于魏晋，而到了南朝已日渐衰微。南北朝时期，北朝门阀的宗法关系比南朝更为密切，但为什么礼学方兴未艾于门阀没落、宗法松驰的南朝，而并未盛于相对说来门阀势力强劲、宗法关系紧密的北朝？其二，关于南朝的史籍中有关礼制的内容大多是围绕着朝廷、皇族的礼仪典章，所谓《礼》学也大多是儒臣文士围绕朝廷、皇族礼制的讨论及共著述。而直接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