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历史使命：“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因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讥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15）

荀子的思想资料主要保存在《荀子》一书中。荀子的著作初以单篇流传，西汉成帝时刘向对官方所藏荀子著作进行整理校定，编辑成书，称：“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题曰《新书》。（16）《汉书·艺文志》著录《荀卿子》三十三篇，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以为当作三十二篇。唐代杨倞将荀子著作重新编排并为之作注，其序曰：“以文字烦多，故分旧十卷三十二篇为二十卷，又改《孙卿新书》为《荀子》，其篇第亦颇有移易，使以类相从云。”此即今本《荀子》之始。到北宋熙宁元年，《荀子》书始有国子监刻本，此后流布日广。明清时期，《荀子》一书有多种白话刻本和评注本传世。清末王先谦广泛收集前人校刊、注释成果，撰成《荀子集解》，由长沙思贤讲舍刊行，通行于世。近人梁启雄撰《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这是一部注释简明通俗、便于初学者阅读的著作。

（二）荀子与百家之学

先秦诸子个个自以为是，不管暗地里如何，表面上对他人的学说一概嗤之以鼻，全当作攻丰的靶子。孟子即是如此，还要声称自己攻击辨难其他学派说成是迫不得已之事。而荀子则不然，他既对诸子百家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便明谓：“君子必辩！”当时有影响的思想家差不多都受到过他的评论、指责和批判，但同时，他对百家之学也有所继承和综合。郭沫若先生指出：荀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集百家之成，融汇贯通百家之学，堪称杂家之祖。在荀子的学说思想里，可以明显看出百家的影响，“或者是正面的接受与发展，或者是反面的攻击与对立，或者是综合的统一与衍变。”（17）

荀子与儒家。在先秦各个学派中，荀子唯一肯定的就是儒学，唯一推崇的思想家是孔子和子弓，称他们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的大儒。尽管荀子与孟子在哲学理论上有倡“性恶”论和“性善”论之别，但他们都常以孔学正统传人自居，这正如司马迁所说：“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18）在先秦儒学发展史上，孟子主要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学，由重视主体自觉而走上了内圣之路；荀子别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由重视客观约束而迈上了外王之道。这是孟氏之儒与孙氏之儒的主要分野。由于理论旨趣不同，荀子对孟氏多有微词，他批评思孟之儒道：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致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关于这段话，我们在前面论述思孟之儒时已有过评论，指出其大体揭示了思孟之儒的基本特色，此不再赞析。荀子对其他儒学流派亦有所批评谓：“弟佗其冠，神禅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19）这些批判，语言虽不免有点激烈，但所针对的都是被批判者的举止言行、品行操守，与其学说思想关系不大。由此可见，无论是对思孟之儒的批斥，还是对子张氏等儒学流派的攻击，荀子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他们所信奉的学说理论，而是着力批评、指责他们未能体现孔子儒学真精神，尤其是对孔子儒学真精神的歪曲和背离；这种批判，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和其他流派争夺儒学中的正统地位

荀子与墨家。在先秦，墨家差不多是仅次于儒家的显学。《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出入儒门而别创一宗，其学与儒学针锋相对：儒家主“尊尊”，他就倡“兼爱”；儒家重“义”，他就尚“利”；儒家讲究礼乐文饰，他就宣扬“非礼”“非乐”；……对于来自墨子及其所创墨家的这种系统挑战，荀子以儒家正宗卫道者的身份给予全面回击。他批评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认为一个社会必须有上下等差、尊卑贵贱，否则就不能建立起统冶与被统治的关系；如果君、民平等，那末，君主就没有威势，而“不威则罚不行”，“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20）他又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21），认为等差要靠“礼”来分别，百姓要靠“乐”来和齐，而礼乐又要通过财物来体现，而不使用财物则无礼乐，没有礼乐则天下就会陷于贫穷混乱，故其“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22）需要指出，荀子虽以“儒术”否定了“墨术”，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墨子思想的吸取。如墨子倡“尚贤”说，主张“以德就列，以劳殿赏，量功分禄”，“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23）；荀子也提出同样的主张：“论德而定次，量能而受官”（24），“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虑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大夫。”（25）又，墨子有著名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命题，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26）荀子虽坚持主张掌卑贵贱之别，却也认为：“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27）“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28）此外，荀子还吸收了墨子后学在认识论和逻梅学方面的成果，完善和丰富了儒家的认识理论和名辨学说。

荀子与道家。先秦道家的天道观、辩证法和人生观均极富特色，取得了很高的理论成就。荀子吸收老庄自然天道观，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29）的天道无为思想，否定了主宰之天镱志之天的存在。他还借鉴了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主张君道无为：“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功。”（30）认为“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31）君主不应在具体事物上与臣下争强逞能，而应知人善任，垂裳而治。这些，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语言形式，都具有明显的老、庄道家痕迹。与此同时，荀子扬弃了老、庄道家消极无为的人生态度，批评老子柔弱退缩，缺乏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说：“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并批评庄子因任自然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力，放弃了人应尽的社会责任，指出“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32）荀子反对“错人而思天”，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命题，坚持着儒家基本思想立场，而与老、庄道家划清了界限。

荀子与法家。在先秦儒家中，荀子最重视刑法政令的作用，认为“法者，治之端”（33），主张“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34）。这显然是接受了法家的思想影响。但他同时否定了法家单纯以法刑政令治国的理论倾向，批评慎到道：“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名分。”（35）又讥评曰：“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智）。”（36）荀子认为，治国固然需要法，但更需要人，因为法是要靠人来制定、执行和维护的，故而“有治人，无治法”，“人治”无疑重于乃至胜于“法治”。更重要的是制定和执行法律时，须以礼义为根本性原则。“法”只是治之数，“礼”才是治之本；“法”以“礼”为纲纪，“礼”以“法”为补充，“治之经，礼与刑”，（37）两者必须有机结会起来。

荀子与名家。对于当时的各个学派，荀子最愤恨的大约就是名家了。他抓往一切机会攻击名家，明确指斥其学为“奸言”“邪说”，批评惠施、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纲纪。”（38）在荀子看来，名家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混淆名实关系，不仅是无益之学，而且更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政治。他揭露名家混淆名实关系的三种伎俩：一是“用名以乱名”，如所谓“杀盗非杀人”命题即为此类；二是“用名以乱实”，如所谓“有牛马非马”命题即为此类；三是“用实以乱名”，如所谓“山渊平”命题即为此类。总之，名家之学，几无可取之处。但由于荀子认为名实关系已被惠施、邓析、公孙龙等严重搞乱，所以又必须认真、深入地研究名实问题，以求澄清是非，端正认识。而这又使其在批评名家过程中提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