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同出于孔学，但荀学与孟学又确有所区别。譬如，“就‘内圣外王’之道的儒家核心主题言之，孟子侧重的是‘内圣’一面，开创儒家心性之学的传统；与此对应，荀子则转而重新着重‘外王’问题，极大地突出了‘礼义’的地位。对‘外王’的思考要求更多地注重现实本身的具体情况，因此，与孟子理想主义的高蹈风格形成对照的，是荀子现实主义的务实态度。这种态度首先表现在对作为政治设计之基本前提的人性的看法上。孟子是从当然之理入手，就先验层面辨析人之为人所应有的超自然性，得出性善结论，再从此先验普遍之善出发，演绎出各种不同的行政程序。荀子则转而从经验层面入手，立足于人作为自然一言防的前提进行综合归纳，他实质上是继承了告子即‘生’而言‘性’的路子”。（韩德民：《荀子手儒家的社会理想》第133页，齐鲁书社2001年版）当然，荀子在“完成了对孟子式纯粹理想形式本身的超越，展示出儒家社会理想之可能的实践性力量”的同时，又“随着‘义’作为价值原则温子式理想主义色彩的淡化”而使得儒学“对现实实践的超越性和批判性也受到了削弱，而这种超越性和批判性，本是保证自己手各种具体社会利益拉开距离，从而有效承担文化共同体疑聚核心功能的重要条件。正是这样的内在价值观上的重心转移，为月的代经学阶段‘名教’的异化埋下了最初的伏笔”。（上书第135、140页）

荀子深于经学，对儒家经典有传扬之功。清需汪中对此评述道：“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盖深于经学，孟、荀所不同，然孟子虽醇乎其醇，而既没之后，大道逐绌，徒党旋尽，传经之功，宜莫能与荀卿比隆矣。”（《述学·荀卿子通论》）大体说来，荀子既从理论层面上强调学习儒经的重要性，指出：“学恶乎始、恶乎终？”“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为学》）又在传授儒家经典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如《诗》、《春秋》、《乐》、《礼》、《春秋》诸经的传授皆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没有荀子的传授，汉儒经学之兴是很难想象的。

［注释］

（1）《说儒》是胡适的重要学术论蓄之一。胡氏自称此篇“提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新鲜看法”，并自信“这一个看法，将来可以渐渐得到史学家的承认，虽然眼前还有不少怀疑的评论”。该文初以单行本刊于1934年，后收入“商务版”《胡适论学近著》第一卷，今则见“中华版”《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

（2）郭沫若先生曾先后发表《驳<说儒>》、《论儒家的发生》，对胡适的观点展开批判。

（3）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载《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

（4）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又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

（5）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6）参阅杜维明《“仁”与“礼”的创造性的张力》，见杜氏《人性与自我修养》（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

（7）孔子尝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