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而且充分发挥其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这方面确有许多工作可做，但绝非现、当代新儒家提出的种种主张和进路所能完成。限于篇幅和论旨，本文无法对之详论，而只能简述三点心得之见于下，以期读者诸君和一切热爱中华文化的人士从理论、实践，尤其是二者的结合上作更加科学、深入具体的努力：

第一，今中国，不仅已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为了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而且自1949年以来，已经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学，显然已不能够、也不适合再充任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了。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排拒或全盘否定儒学，而是说应该在作为当今中国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下，认真地分析研究儒学，将儒学中有合理价值的积极因素同马列主义更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在已经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民族化，更加深扎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并深入到亿万中国民众的心田里。

第二，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着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如何把儒学一贯讲求的“诚信”、

“克勤克俭”、“以人（民）为本”等观念，以及反对贫富过度悬殊、憎恶“为富不仁”等思想主张融注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中，从而能够真正通过健康、有序、可持续性的经济建设达到实现惠及十几亿中国民众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预期目标？譬如，传统儒学十分重视“诚信”，受之影响，历史上的商贾多把“童叟无欺”作为基本经营之道，这对我们很有启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至少应该做到不做假帐、不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吧？再如，孔子反对“为富不仁”，曾对帮助季氏“聚敛”以坑害普通劳动者的樊迟予以痛斥，并要“小子鸣鼓而攻之”。此例极富现代启示性。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前提下，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允许并保护人们获得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但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宏观调控有效遏止已经出现且呈加大之势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要把实现作为社会建设主体的工农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们来说，应该致富思源，绝不能忘掉那些受其雇佣、为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者。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并有趋于严重之势的非公企业劳资关系的紧张状况、时有发生的恶性劳动安全生产事故等等，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了！又如，“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儒家所倡并在二千多年来深入民众心理的重要传统观念。尽管这观念有其易流于绝对平均主义的弊端，但贫富过度分化悬殊，基尼系数逐年攀升，既出现了暴富阶层、更产生了数以千万计的困难群体，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生活贫困线之下，这既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更不应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应有之事。

第三，反腐倡廉是当今中国绝大多数民众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而切实有效地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力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已很明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重要努力目标。在这种势态下，“为政以德”、“民为邦本”及重民尊民爱民亲民等儒学观念，以及历史上在这些儒家基本观念精神指导下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民间采风、监察御史制度等等，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经过批判性地转化改造而加以合理使用，从而使我们的干部队伍更加廉洁高效，真正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具中国特色、民族气派？

当然，远迄不止于上述三端，还可以举出许多，如儒家的“富而后教”之论与当今中国两个文明并重的关系，“天人合一”论与当今中国可持续性科学发展的关系，注重道德、讲求人情的传统心理与习尚同舒缓以至消解由于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等因素而造成的人情淡化（甚至虚伪化）、人际关系渐趋疏离、个体内在心理高度紧张、个人物欲意识膨胀等问题的关系，“和而不同”的思想主张与处理好“全球化”和民族化的矛盾以建构起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相互尊重的新型国际社会秩序：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不仅有开掘儒学传统精神资源的必要，而且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也确实可以大有作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绝不是像现、当代新儒家那样踞于象牙塔式的书斋里作纯学理思辨，也不是像他们那样高头讲章式地讲论各种各样的思想主张，而是真正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从事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才能够真正促成儒学由传统而现代的创新性转化，才能全面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朱子榛：《上张香帅请设中西学堂》，载《万国公报》第四十八期，1896年1月。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三《大学衍义补提要》。

（3）参阅牟氏《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4）同上。

（5）详参牟氏《政道与冶道》第57页，台湾广文书局1974年版。

（6）《现象与物自身》第123页，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

（7）参阅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载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第2、3期。

（8）同上。

（9）《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载《思想与时代》1941年第1期。

（10）《孟子·滕文公下》。

（11）《礼记·曲礼上》。

（12）《左传·隐公十一年》。

（13）《朱子语类》卷二十七。

（14）上书卷八十三。

（15）请详参拙著《中国文化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笔者在另外一些己刊发的相关论文（如《儒学与现代民主》、《民主与中国的近代化》、《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内在机制》等）中对此亦有详论，可一并参阅。

（16）《礼记·中庸》。

（17）《墨子·非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