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兴，热心于文化和学术的普及。宋代大量的通俗童蒙读物及教材多出于名儒之手，著名的有吕祖谦的《少仪外传》、陈淳的《小学诗礼》、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叙千古文》、黄继善的《史学提要》、朱熹的《小学外篇》、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等，乃至今日仍然广泛流传的《百家姓》、《三字经》都是宋代童蒙所乐读的通俗教材。这些读物内容很广泛，涉及识字、道德、历史、诗歌、名物五大类。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所评：其“意求通俗，词句不免鄙浅，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览者易知易从。”大批童蒙读物和通俗教材的出现说明了社会下层的文化的渴求和迫切需要，表明文化教育重心下移之趋势在宋代确已形成，也反映出由书院教育所倡导的一种新的士风已经影响到学风的转变。

北宋时期，书院初兴，且甫一出现即产生了一些闻名全国的书院，但这些书院尚未与当时新兴的理学思潮结合起来，它们主要致力于补官学教育和传统私学教育的不足。朱熹、吕祖谦对此均有所揭示，他们认为：“予惟前代庠歑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指石鼓书院）、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18“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晚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指白鹿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19）

南宋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在创办书院或主持书院的教学，许多理学学术活动都在书院进行，大多理学学派也是在书院形成。南宋时期也出现过一些著名书院，但其所以闻名于世，与朝近赐额等恩遇并无关系，而完全在于它们成为那些著名的理学家、理学学派的基本学术基地。这样便与北宋有别，南宋的书院就与日益勃兴的理学思潮形成起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有机联系。至于理学家为什么会高度重视书院教育，则如前已略有点示的，是与其立志振兴发展儒学、传播和弘扬圣道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分不开的。理学家们向来不讳言其创办书院、重视书院教育的目的，如声称：

窃叹世降俗敞、学失师传。梏章句者自谓质实，溺空虚者自诡高明，二者交病而道愈晦。书院之建，为明道也。（20）

……祀事毕，俾幹（即黄幹）讲明先师教人之意，愚不肖何足以当此重理。念废学日久，政有望于讲学之益，故敢僭言之。窃谓先师之道本诸无极二五流行发育之妙，具诸天理人心，常行日用之间，存之则为圣为贤，去之则为下愚为不肖。……迨我先师剖晰毫厘，穷极幽渺，推明演绎，炳如日星，为学者虑至深切也。（21）

这些理学家创立书院、主持讲事，都声称是为了“明道”。而其所欲明之“道”，正是理学的根本学术宗旨。他们反对汉唐诸儒拘泥于对儒家经典的笺注训诂而不甚讲究道德义理、心性修养，认为如此不能“明道”。而理学的学术宗旨则是要将儒家伦理上升为“太极之本、二五流行”的宇宙本体，并以此作为儒家的“道统”。他们明确提出“书院之建，为明道也”，使书院成为其振兴道学、讲明道学的基地。由此可见，南宋理学家纷纷创建、主持书院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研究和传播理学的学术基地，而直接为专制王权统御着的官学以及被专制王权深深忌虑着的传统私学都不可能成为他们所需要的这种学术基地。这种儒家学说思想发展的需要是南宋理学和书院教育得以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之一。

理学和书院的有机结合，使相互之间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首先是理学思潮从根本上影响、制约着书院教育，使书院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重大向题上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从而形成了自己能够独立于官学之外的风格和特色。兹仅举析三端：其一，唐宋以来的官学教育与科举取士相结合，学校教育、培养人的最终目的是应付科考以使士子能够走上仕途，官学教育因此而流为科举的附庸，出现了许多弊端，如“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导致“风俗日敞。人材日衰”。有鉴于此，理学家们为书院提出的新的教育宗旨，即要求恢复先秦儒家教育的优良传统，以道德修身、人格建塑作为最重要的目的。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谓：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张栻在《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中也认为书院教育的目的在于“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斯民”，故其在《孟子说·序》中要求书院学子须“潜心孔、孟，必求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他们都把道德教育、义利之辨作为书院的教育宗旨，这就奠定了书院以儒家伦理精神培育人的根本教育目的。唯其如此，尽管南宋后期书院教育也与科举考试有一定联系，但总体来看，大量书院仍保持着自身的教育宗旨，尤其是那些由名儒主持的书院更始终以启发良知、使士子“学为圣人”作为教育目的，并未因理学渐渐趋向官学化而使书学亦失去办学、施教的独立自主性。其二，北宋书院教学内容沿袭汉唐的传注经学，主要从事儒家经典的章句训诂及辞章方面的教学，而南宋书院则因教育宗旨的改变，其教育内容亦有相应变化。南宋理学家也很重视儒家经典，但他们在将“五经”作为书院基本教材的同时，更把“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纳入儒家经典系列，且其地位常高于“五经”，成为更为重要的教材。“四书”从此与“五经”並列，垂及千年，奉为经典，影响至为深巨。并且，理学家不似汉唐诸儒通过以名物制度的考据训诂来阐述儒经，而是直接强调儒经的道德教化意义，要求学子从儒经中“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22）。此外，南宋书院还以理学家们的著作作为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其中包括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张载的《正蒙》和《西铭》以及《朱子语类》等等，至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是南宋及其后历代书院必读的教科书。其三，理学内部有不同派别，不同派别的理学家又有自己的思想。以书院为传播其学说思想基地的理学家们，有着各自的教学方法，要皆积累而成丰富的办学和培育人的经验，成为中国书院文化的重要传统，其中有不少至今仍给人以启迪。譬如，以“理”为世界本体的朱熹，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认真读书、泛观博览的途径来获取知识、培植学养，认为：“《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君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23）“格物致知”虽是朱熹的哲学认识论，但他用以指导书院教学时就使之同时成为了重要的教学方法论。而从教学法角度看，“格物致知”论特别注重对外在知识的学习和积累，这使朱熹在指导书院教学时尤为提倡泛观博览的读书方法。与朱氏思想相异趣的陆九渊，在哲学上主张“心即理”，认为作为宇宙律、道德律的“理”只存在于人的“心”中，故其在教学方法上更注重“明心”、“立心”。在他看来，既然“天理”存在于吾心之中，那末就应教育、开启学子以反省内求为途径，从“吾心”出发来认识世界、体悟“天理”，而无需像朱熹那样以“格物致知”为求学方法和途径。在著名的“鹅湖之会”上，他力倡“以尊德性为宗”；而在其书院教学实践中，则一直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24）。《年谱》记载陆氏在象山精舍的讲学活动：“先欲复本心以为主宰，既得其本心，从此涵养，使日充月明，读书考古，不过欲明此理、尽此心耳。”吕祖谦在理学思想上有“驳杂”的特点，在哲学李体论上既崇“天理”、又尚“本心”，而这反映在教学方法上就是“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25）。他在书院教学中要求学生对各派学术采取兼客并蓄的宽容态度，主张“大抵为学须当推广大心，凡执卷皆是同志”（26）。由此可见，南宋书院所以在教学方法上丰富多彩，完全在于各具特色的理学思想对书院的影响和渗透。

书院对南宋理学思潮的推演亦有重大促进作用。举凡著名书院都是理学的重镇和基地：一方面，理学家们充分利用书院的特殊条件潜心研究学问，建构他们的理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理学家们又在书院培育传人、传播其学说思想，造就理学人材群体，形成发展诸理学流派，并借书院的特殊环境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使理学获得愈益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当时兴办书皖最盛的江西、湖南、福建皆为“理学名邦”、道学传扬基地，这也反映出书院对理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