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层次的学堂，归根到底是由书院本身不同层次的教育类型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原来高层次的书院改制后直接变为高等学堂，而大量较低层次的书院则成为小学堂，此二者之外的则直接成为中等学堂。这表明古代书院确实包含着多层次性的教育体系。

　　（二）书院是负有多种教育职能的集合体。

举凡社会教育都具有多种教育职能，培养人材只是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绝非其唯一的职能，不是它所承担的全部使命。它还应该在传承文化和发展文化方面负有重要使命。教育是教育者以人类社会所积累的知识经验传递给受教育者，如此不断反复，方使知识经验不致中断，文化得以连绵。此外，开发民智，使人摆脱落后与愚昧，提高国民的素质，这也是教育的重要使命。一个国家，基础教育越落后、文盲越多，其国之国民的素质就越低，人材就趣住培养，文化就无法传承，社会也就难以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这就使以开发民智为主旨的基础教育的发展状况或为了衡量一个社会文月忚步程度的标志。总之，教育的职能和使命是多方面的，理想而又符合整个社会发展需求的教育应该能够体现出上述多种职能，这也是千百年以来社会和人类所希望和期求的一种教育理想。

但是，这种具有多种职能的教育理想在中国古代的官学和传统的私学中都不能得到实现，只有独立自主办学并以儒家根本精神为指导原则的书院才具有多种教育职能，才相对言之具有上述教育理想的可能。书院对官学与私学的综合与改造及其对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融合或结合，固然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深刻变革，而书院所具有的多种教育职能并因之而使教育理想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无疑也是这种深刻变革的重要方面。书院之所以成为多种教育职能的集合体，乃是上述变化即对官学与私学、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综合和改造过程中逐渐造就而成的，其本身就是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具有创新意义的深刻变革。

培养人材始终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历代统治者看来，培养为其所需要的各类统冶人材乃是办教育、兴学校的根本目的。至于对传承和发展文化、特别是对开发民智这一类的教育，他们并不真正重视，因为在他们看来民者冥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而无需去开发民智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在统治者内心深处，办教育、兴学校并因之而掌握思想理论和文化知识乃是他们的特权，是只有统治阶级才能具有并享受的一种专利，故其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垄断。为此，学校所进行的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着一个“官”字，无“官”便不成学。凡与此相抵触者，他们都要加以反对，甚至扼杀。如北宋王安石在变法中也把教育改革作为重要内容，但他重视的只是与王权专制主义紧密联系着的官学，而反对开发民智和化育人生的教育。他认为“民”根本就不是教育的对象，对“民”只能实行“无知无欲而愚之也”的政策，而如果对“民”进行教育，使其有了文化知识和思想理论，“民”便非“冥”者，就将由愚而智，这就会带来统治上的麻烦：“民多智诈，巧伪滋生，所以难冶。”（8）就是说，向被统治阶级及其子弟开放教育，无异于“家异道”、“人殊德”。中国历史上绝不是只有王安石才这样想，所有统治者无不具有这样的认识。在这种政冶文化背景下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官学，尽管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本质上乃是“学在官府”的专制主义传统在教育文化领城的体现。

书院教育则不然，它是向下层社会、普通民众开放的，充分体现了儒家开创者孔子所倡导的“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虽然它也把培善人材、输送官吏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并因之而期求自己所培养的人材有入仕作官皆，但书院从来不排除对平民子弟的教育，也并不把为统治阶级培养、输送官吏作为自己的唯一使命。自其产生确立以来，书院就十分自觉地肩负起其他教育职能和使命，甚至将之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据。如岳麓书院主教张栻在叙述书院办学宗旨时指出：

……岂特使子弟居佚读，但为决科利祿计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9）

就是说，书院教育更担负着“传道”和启迪民众、救济斯民的重要使命。何谓“传道”？朱熹释曰：

所谓教之道也，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谓之道也。（10）

“传道”就是向受教者传授“礼乐刑政之事”，凡是能“为天下国家之用者”都要传授；“先王之法言德行”自然是理应传授的重要内容，张栻谓：“立庠序以谨其教，孝悌为先。申云者，申其义以告也。”（11）因此，“传道”就不仅仅是教育典章制度之事，不仅仅是传承先王己道，而且还担负着道德教化、开启民智的重要职能和使命。这就使书院具有了多种教育职能，而与完全受专制王权支配、宰御着的官学有了质的区别。就此而言，儒家教育文化的优良传统更多地体现在书院教育而非官学教育上。

正是基于其对所肩负的“传道”使命的自觉体认，主持书院教育的真正儒家学者无不反对把书院变为“声利之场”，反对书院教育“以钓声名、取利祿而已”，（12）主张士应与利禄分离，应该把培养以弘道济民或从事文化和教育为专业乃至毕生之志向的平民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前者的培养及其效果方面，正是通过书院儒学教育而建塑起比较理想的文化心态和健全的人格，宋代的平民以一种新的文化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以身世界微而甘居下层，而是强烈的人文关怀的入世精神积极干预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力争权力的再分配，如北宋仁宗朝十三榜进士第一名中即有12位出自平民之家；《宋史》列传所录平民出身者有1077位，占1958名列传人物的55.12%，这种社会下层政治上的升迁变化打破了过去“农之子恒为农，士之子恒为士”的局面，反映了“大臣世守禄位”的没落。并且，平民出身的士大夫“以直言傥论倡于朝”，史称其“善谈世事，尚气大言，慷慨不少屈，而忧国闵时”，（13）改变了传统士人“卷而怀之”和“独善其身”的精神状态，在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炽的复杂社会环境中骤然增长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其时社会政治生活增添了清新气息。在后者的培养及其效果方面，以著名的岳麓书院为例，即可看到书院教育对宋代平民学者阶层的兴起所起的巨大作用。据史载，岳麓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走的不是利禄之路。他们来自于民间、起于社会中下层，学成之后，秉承师训，创办或主持书院，热心教育，致力于文化普及，如钟震创办湘潭之一书院、钟如愚主持衡山南岳书院、吴雄创立平江阳坪书院、曹集主持白鹿洞书院、李埴讲学于夔州、周奭讲学于湘潭昆仑桥等等。（14）可以说，宋明时期在现实社会实际生活中向普通百姓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平民儒家学者多为书院学生出身。他们在发展地方教育、传播文化知识、普及儒家思想并由此而开发民智、提高国民（尤其是普通劳动民众）素质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宋代所以会出现“虽牧儿盍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15）的现象，与书院教育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密切相关。如果说宋代出现了上层文化向下层文化的转移（而理学又正是在这转移过程中兴起的），那末，书院教育则是这种文化下移的关键环节。由此亦可见传承和发展文化学术确为书院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而这一重要职能的充分发挥，对于理学的兴起、传承、普及以至整个宋学的繁盛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传承文化固然要靠教育来承担，发展文化和学术也要靠教育。朱熹指出：官学是“以追世好，取世资为事”（16），故其既不明修齐冶平之要，又不懂儒学之本。张栻亦认为：“今日大患，在不懂儒学，争驰乎功利之末。”（17）因此，书院教育把传播和发展儒学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把振兴儒学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带动了儒学的复兴。小而言之，书院成为传联发展儒学的基地；大而言之，书院成为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基地。稽考历史，主持书院并对书院作出重大贡献的理学家，几乎都把书院作为传承和发展儒学、弘扬圣道的基地。宋明时期的一些重要儒家学派都是在书院形成的，如湖湘学派之于岳麓书院、陆象山心学派之于鹅湖书院、考亭学派之于考亭书院、东林学派之于东林书院，如此等等，无一例外。总之，书院担负着传承和发展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学术的重要职能。

正因为书院自觉担负了此一重要职能，并造就了一大批平民学者，所以，宋代的学风为之一变。最突出的是许多硕学鸿儒致力于下层社会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