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书院得到官府学田或捐钱者就有87所，如著名的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就都曾请求朝廷赐学田。书院的经费开支巨大，名目繁多。要而言之，学生的膏火费，“学士大夫远方游士往来供应”即学者接待费、祭祀费、山长及教授的俸禄、房屋维修费、图书购置费、讲义出版费、学生奖励费等等，计有十余项之多。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的支持，长期而稳定的教学活动不可能维持的。由此可见，解决经济来源并建立可靠的教育经济体制，乃是书院生存和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前提。这对一般私学而言，是不可能具备的。这是书院与私学之间的一个最重要区别。其次，书院与私学的另一个重要分别是，书院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这是对官学的综合和改造的结果。稽考历史，作为系统的一套管理体系最早也是从官学开始的。自有官学以来，就有与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官学不仅有的隶属和管理系统，而且有严格的教师编制，有明确的教师岗位，除此以外，招收生员也有定额限制，实行计划招生。由于官学有一套教育管理系统，因而使官学教育得以稳定而有序地进行。书院在发展过程中，吸取了官学的教育管理经验，打破了传统私学办学的旧模式，建立了类似于官学的一套管理系统，建立了类似于官学的教师编制和岗位。如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均有以书院最高负责人山长为首的一批教职管理人员，且每一个职务都有自己的固定岗位职责，分别管理学生的授课、考核、生活和书院的经费、祭祀、保卫安全等等。（5）不仅如此，书院为了改造私学教育的自发性状态，在生员定额、课程设置、学生考核等方面，建立了与官学颇为相似的制度。再次，书院建立了一套为官学和传统私学所没有的而又颇具特色的教条、学规、学训等，著名的有《白鹿洞教规》（又称“朱子教条”）、《丽泽书院学约》、《岳麓书院学规》等。这些学规、学训充分表明书院已经建立了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管理体制，表明书院教育是一种独立、且又成熟的新的教育制度。

综上所述，书院与私学有极紧密的联系。极而言之，甚至可以说它是从私学脱胎而出的。但它又非一般的私学，书院不同于私学的特点可以举出许多，如课程的设置、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相结合等等。不过，最集中或者最能概括书院特点的是其具有为私学和官学均不具有的开放性的特点。换言之，书院教育是一个开放性的教育体系，它在形成和确立过程中广泛吸取了私学和官学的有益经验。正因为如此，书院才会既接近于私学传统而又不是一般的私学；既与官学有质的区别而又吸纳了官学中的许多积极成分。从而，书院与私学和官学都有一定的联系。书院的这个特点，贯彻在其教育的各个方面，贯彻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之中。

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教育系统，都应当有几种类型的教育，有不同层次的学校。社会越发达、文明程度越高，教育就更会表现出多层次性，因为社会发展既需要培养国家和社会的高级人材的高等教育，同时也须要以普及文化和提高整体文化素质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结合的。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分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根基又很深厚的国家，素来重视教育、尤其是作为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教育。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书院，就是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有机结合的产物。

　　（一）书院是多层次教育的体系。

如果说书院打破了官学与私学的界限，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将此二种教育制度进行了综合与改造，那末，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结合也是此种综合与改造的重要方面。在中国历史上，高等教育一般属官学、尤其主要属于中央官学的范畴，而私学则不同，它一般属基础教育的范畴。

为什么官学、首先是中央官学属高等教育呢？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中央官学的规格和地位特别高，无论太学或国子学等都直接归属朝廷领导；无论是学校的主持人、教师的聘任、学生入学挑选以至学生的出路等都直接由朝廷的重臣管理。不管哪一个朝代，都将设置在京都、且由朝廷领导的中央官学视为最高学府，视为全国学校之首。其二，最为主要的是其乃历代王朝“养士储材”的基地。早在汉代，董仲舒就曾说：“养士之大者，莫大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6）太学即中央官学，兴办太学这样的中央官学目的就在于培养统治人材。尽管后世中央官学中也出现了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官学如律学、算学和医学等，但这皆乃为了培养朝廷直接需要的天文历算和太医一类的高级人材；这在古代既是一种高级的特殊人材，同时亦均为官职，是朝廷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无论哪一种中央官学，几乎都毫无例外地以培养官吏为宗旨，这自然是一种为入仕作官的高等级的教育。至于地方官学，虽然情况比较复杂，但总的说来，它不属基础教育而属高等教育，如唐代的地方官学即是如此，此后历朝历代也都是这样。并且，不仅地方官学实际是中央官学的预备学校，而且其本身也是以培养和输送官吏为宗旨的。

在中国古代，基础教育并不受朝廷重视，因为这种教育妨碍了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因而往往遭到压制。战国的“塞私门”、秦代的“禁私学”以至明代的“毁书院”等就是这样发生的。一般的基础教育为私学，多存在于民间。真正把基础教育纳入国家的教育体系，似乎在唐代才出现。唐代宗宝应二年（768年）给事中李栖筠在其关于广开学校的奏议中说：“虽京师、州、县皆有小学，兵革之后，生徒流离。”（7）虽然在以后宋、元、明、清各朝都提到小学和社学的设置，但都很不发达，且无法与高等教育相比。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是相互脱节的，二者的发展极不平衡。但自从宋代书院出现了以后，改变了这种教育畸形发展的格局，打破了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相隔绝的状况，把二者都纳入到了书院教育体系之中，形成了书院逃盖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担负着培养人材、传承和发展文化以及化育人生等多方面的教育职能和功能的作用。完全可以说，教育、尤其是儒学教育诸方面的耽能和功能在书院教育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据渐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辞典》的不完全统计，中国书院发展至清代末年已达七千余所。这个庞大数量的书院，我们虽很难确切划分出高等、中等和初等三级学校的具体数量及釐定这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但书院包括了高等、中等和低等教育，且多数书院属基础教育，尤其是数量可观的家族书院和乡村书院更以基础教育为其兴办宗旨，则是可以肯定的。这大大促进了文化教育、儒家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文化向平民化和社会化方向的发展。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基础教育中包括了少数民族书院，这无疑是书院教育文化中的一大优良传统。元代即已有少数民族书院，至明、清时期日益增多，瓶涉及到苗族、瑶族、高助矣、回族、淮吾尔族、蒙古族、满族等诸多民族。从此以后，不仅基础教育覆盖了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民族，覆盖了整个神州大地，从落后山区到祖国边陲都在展开基础教育，而且，正是通过书院的基础教育，儒学渗透到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对诸少数民族产生了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或深或泼的影响。这肿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以及中华民族疑聚力、向心力的形成等都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

当然，在中国古代，基础教育绝不仅仅只是限于书院这样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还包括着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私学。但诚如前述，传统私学是一种自发性的基础教育，很不稳定，且其发展又受到相当限制。而书院教育则不然，它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而又有严密制度化的教育组织形式。因此，书院的出现为基础教育增潻了生力军，引起了基础教育的一种本质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书院又是对私学亦即是对旧的基础教育的一种改造与发展。

另外，在书院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中，包括了高等教育和中等育这二个层次。书院除了担负着普及文化的重大使命外，还有长育人材和为统冶者输送官吏以及为高等教育提供后备生源的职能和使命。这就使书院教育必然包含着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两个重要的教育层次。一般来说，省城的书院和府、州、县的书院属于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教育层次，它们共同的特点在于均分布在城市、规模大、程度高、招生地城广、对学生考核严格。这类书院在清末改制以后直接成为了大学，如岳麓书院之于湖南大学、求实书院之于浙江大学等等。当然，也有部分在清末改制后直接变成了中等学校。书院改制后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