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思想家以至一般知识者，从而对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严重的桎梏作用。“庆元党禁”使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同样也应为我们引以为戒，永远记取之。

［注释］

（1）南宋时期，道学内部亦有种种思想论争，以至形成学派之间的相互对抗，其中最著名者当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之间的抗衡。

（2）《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案语。

（3）同上，全祖望《艮斋学案序录》。

（4）《浪语集》卷二十三《答陈同甫书》。

（5）上书卷二十五《答象先（薛叔似）侄书》。

（6）《水心文集》卷十六《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

（7）《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案语。

（8）上书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9）《陈亮集》卷四《问答下》。

（10）上书卷二十八《与朱元晦书》。

（11）《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寄陈同甫书》。

（12）《陈亮集》卷四《问答下》。

（13）同上《问答下》、卷二十八《又乙已春书之二》。

（14）同上《问答下》、卷二十八《又丙午秋书》。

（15）同上《问答下》，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16）同上《问答下》、卷二十八《又丙午秋书》。

（17）《水心文集》卷十六《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

（18）上书卷十四。

（19）上书卷五。

（20）上书卷四十九。

（21）上书卷工十七。

（22）《习学记言序目》卷七。

（23）《水心别集》卷三。

（24）《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

（25）在义、利之辨上，道学家实际是董仲舒“正谊（义）明道”论的发挥者。如朱熹说：“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又说：“但只要向义边一直去，更不需恩量第二者。……不要做这一边，又恩量那一边。仲舒所以分明说：‘不谋其利，不计其功。’”（《朱子语类》卷五十一）

（26）全祖望在《唐说斋文粹钞序》中，既指出唐仲友确有“不能粒束子弟，固无以自解于君子”之处，又说“弹文事状多端”，“或有可原者”，至少仲友被逐后，“杜门著书以老，则其人非求富贵者”。（《见《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此堪称史家公允之论。

（27）《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道学崇黜》。

（28）《续资治通鉴》卷一四八。

（29）《陈亮集》卷二十八。

（30）《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道学崇黜》。

（31）《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二。

（32）上书卷一五四。

（33）“庆元党禁”虽在做法上仿“元祐党禁”，但二者实有显著不同，正如今人余嘉锡氏所说：“庆元之党祸，与元祐时事迥异。元祐党与熙丰党争，起于诸君子之攻王安石；而庆元之党，起与韩佗胄之挤赵汝愚。安石与佗胄，人品相去天渊，不可以并论。且元祐所争者国事，特诸君子务反熙丰之政，操之已蹙，遂互为消长。迨辛淳、蔡京之徒进用，而祸遂中于国家。至于佗胄之与庆元党人，未无深仇积怨，直因不得节钺，以赏薄怨望汝愚。因朱子为汝愚所引，忌其名高，故先去之。又因当时人心愤愤不平，遂以叛逆坐汝愚、以伪学诬朱子，为一网打尽计。……元祐之时，有蜀党、洛党、朔党之目，君子与君子争，庆元之党无是也。独其先朱子尝劾唐仲友，又为林栗所劾耳。然仲友、栗固不在党籍中，即攻伪学之人，亦无一为二人之徒党者。此自截然各为一事。朱子与陆九渊、陈傅良辈讲学虽亦不合，然仍以朋友相终始，未尝如蜀、洛之相攻，有何瑕隙，为小人之所乘乎？”（《四库提要辨证》卷六）

（34）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

（35）《宋史·朱熹传》。

（36）《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

（37）《陈亮集》卷二十三《伊洛正源书序》。

（38）上书卷二十七《与林和叔侍郎》。

（39）上书卷二十八《与张定叟待郎》。

（40）《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寄陈同甫书》。

（41）《陈亮集》卷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