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他是泰州学派著名平民儒者颜山农的弟子，以讲求“赤子之学”为学术主旨，认为道在此身，身是赤子，良知良能，不学不虑，并在嘉靖、万历年间以善于讲学而闻名于士林。张居正与罗汝芳义往甚早，且引为“知己”，但又深知与罗氏学术主张有差别，故而一方面承认为罗汝芳在太湖“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此固罗近溪本来面目然”，另方面仍以“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纷纠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63］相劝。及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罗汝芳升任宁国知府时，张居正作《赠罗惟德擢守宁国叙》以送之，仍在强调其学以致用的见解，谓：“断蛟龙，刳犀革，遇磐错而无厚，干将诚利矣。匣而弗试，利无从见也。是故士不徒学，而惟适用之贵，裕内征外，懋德利躬，此励己之符而亦镜物之轨也。……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惟德其念也！”［64］但罗汝芳始终有着他自己的思想，他不仅要学以为仕，而且更要以仕为学，即令其治下皆兴好学之心、皆能知忠知孝，故而“殆守宁国，教化益行，郡堂无鞭朴声，且惟讲学西水、志学二处，以崇学育才为功课”。［65］据传他做宁国知府时，“集诸生会文讲学，令讼者跏跌公庭，敛目观心，用库藏充馈赠，归者如市。”［66］会文讲学的场所竟是讼者纷纭的公庭，讼者的呶呶乃易为跏跌静坐的冥默，封建政府的公库居然成为馈赠“罪犯”的财源；这样的知府，不执行封建政府律令，以“罪犯”为良善，可谓绝无仅有。时任通政的杨时指责他“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逾闭荡检，反道乱德，莫此为甚。”［67］更重要的是，罗汝芳热心于讲学，积极组织讲学的集会活动，这自然要激起张居正的不满。万历元年，张居正当国，罗汝芳恰丁忧起复，二人相见，张氏“问山中功课，先生曰：‘读《大学》、《论语》，视昔差有昧耳’。江陵默然。”张居正先将其补为山东东昌知府，三年任期满后即令其升任云南副使，再三年转为云南参政，看来是想将罗汝芳置于云南西陲教化那些未开化的山民，以发挥其讲学才能，同时又不会对新政推展有任何阻碍。但罗汝芳却并不满足于在云南讲学，或从事兴修水利的实务，而更乐意在京师开讲，张居正也就只好将之永远清除出官场了：“万历五年，进表，讲学于广慧寺，朝士多从之者。江陵恶焉。给事中周良寅劾其事毕不行，潜往京师，前勒令致仕。”［68］

尽管曾经深受阳明心学影响，又与阳明后学有着广泛的私人交往，但政治家而兼学问家的张居正，主要是以政治眼光看待、裁量学术思想的。在《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中，他具体指出当时一批讲论心学的“同志”在学术、政治两方面存在的流弊，并较详尽地阐述了他的思想主张和对应之策，说：

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党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庄子所谒其嗌言若哇，佛氏所谓虾蟆禅耳！而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惑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救者所深忧也。《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时，为国子司成，则必遵奉圣祖学规以教胄，而不敢失堕；为提学宪臣，则必遵奉皇上敕谕以造士，而不敢失堕：必不舍其本业而别开一门，以自反古之罪也。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之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是尚谓能学孔矣乎？明兴二百余年，名卿硕辅勋业恒赫者，大抵皆直躬劲节、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讲学者每诋之曰：彼虽有所建立，然不知学，皆气质用事耳。而近时所谓知学，为世所宗者，考其所树立，又远出于所诋之下；将令后生小子何所师法耶？此仆所未解也。仆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毋以前不足学而轻事诋毁，毋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以挠上之法也。［69］

为了达到“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的目的，就必须统一思想，使学术严格地绝对从属于政治。这就难怪要发生《明儒学案》卷三二所记之事：“江陵秉政，（管）东溟上疏条九事以，以讥切时政，无非欲夺其威福，归之人主。其中有宪纲一第，则言两司与巡方抗礼，国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江陵即出之为广东佥事以难之，使之为法自敝也。”而且，张居正更大力整饬学政，严禁聚徒讲学，诏毁天下书院，规定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不许别标门户 。他与阳明心学彻底决裂了，并且其雷厉风行的专制举措还造成泰州后学中有明显异端思想倾向的何心隐的惨死。

这是阳明心学发展至晚明而发生的一场悲剧。其实，张居正本人也是这悲剧的主人公。他受阳明心学影响而确立起：“狂者胸次”。以拯救现实社会危机为己志，并洞悉时弊而形成一整套改革方案；他了解王学末流空疏之弊，因而力行文化专制，克服重重阻力以推展其改革新政。然而，他不理解封建专制制度本身。“这种制度如同一座伟壮丽的金字塔，但是塔基在上，塔尖在下，头脚倒置。因为这种制度把整个国家置于君主一人的意志之上，而这种意志又是不受任何监督，可以凭着一时的好恶恣意妄为的。如果君主的意志因某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出了毛病，看来似乎是组织严密的国家大厦便会发生动摇。张居正是一个清醒的人。他预感到自己的地位是不稳固的，国家的命运以及改革事业的最终是掌握在年幼的神宗皇帝的手中。因此，他花了很大气力对神宗皇帝谆谆教导，苦口婆心地规协神过皇帝服膺内圣外王之道，做一位合格的君主。但是，言之者谆谆，听之者藐藐。万历十年，张居正刚刚病死，神宗皇帝突然变卦。张居正惨谈经营的十年新政因此而毁于一旦。为了励行改革，富国强兵，张居正依赖于封建专制制度而取得了成功，但是，同样是这个封建专制制度，也是导致他的改革事业趋于全面失败的决定因素。张居正毕生都在为‘尊主权’、‘振纪纲’而奋斗，他不会想到，他的成功越大，他的失败也越惨。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70］

王阳明又何尝理解封建制度呢？他以哲人的睿智洞悉到封建末世的现实危机，但他不懂得“天下波颓风靡”，“何异于病革临绝”［71］的危机乃是由封建专制制度本身造成，故其只是言“心之本体即是天理”，试图把封建伦理由外在强制性的规范转化成为人们内在的自觉要求；揭“致良知”之教，希求以“良知”净化封建道德，并赋予封建道德律以实践性；倡“知行合一”说，以期端正人心，整饬风气，使士习民风归于圣学之正途。从方法论角度看，这种做法当以思想为根本的一元化思想模式，即将现实社会中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归结为思想问题，并认为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有待于首先解决思想文化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这种思想方法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的，因为根本性的问题乃在于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思想文化层面的问题则处于从属地位（尽管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发生重要作用）。因此，尽管阳明本人武功赫赫，在“内圣”、“外王”方面均取得卓著业绩，但并不能根本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甚至他为“病革临绝”的明王朝提供的灵丹妙药——心学思想，到其后学那里，也成为他们悦禅蹈虚的外衣。由此看来，王阳明同张居正一样，也是位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注释］

（1）余敦康《张居正“敦本务实”之学》，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思想史》上卷第390页，齐鲁书社1989年版。

（2）谈迁：《国榷》卷四五。

（3）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语录二·传习录中·答聂文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凡引该书不再注明版次。

（4）同上书卷七《文录四·别湛甘泉序》。

（5）同上书卷二十六《续编一·大学问》。

（6）同上书卷三《语录三·传习录下》。

（7）同上书卷二《语录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8）《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上。

（9）《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传习录上》。

（10）同上书卷三《语录三·传习录下》。

（11）同上。

（12）同上书卷一《语录一·传习录上》。

（13）《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二》。

（14）《张太岳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

（15）同上书卷一五。

（16）详见上书卷一五。

（17）详见上书卷三六。

（18）同上书卷三八《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