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认同聂豹、罗洪先归寂求虚的心学理路，说：“窃谓学欲信心冥解，叵但从人歌哭，直释氏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已非分耳。昨者伏承高明指未发之中，退而思之，此心有跃如者。往时薛君采先生亦有此段议论，先生复推明之，乃知人心有妙万物者，为天下之大本，无事安排晨，此先天无极之旨也。夫虚者道之所居也，涵养于不睹不闻，所以致此虚也。虚则寂，感而遂通，故明镜不屡照，其体寂也。虚谷不疲于传响，其中殼也。今不于其居无事者求之，而欲事事物物求其当然之则，愈劳愈疲也矣。”［51］这里，他除了强调心学的自信自悟外，更对归寂以致虚、致虚以通感的心学思路有着深切体悟。不过，张居正接受心学思想影响，并非为了追求个体愉悦，而是为解决人生进取中的自我心理障碍，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经邦济国的现实目的。他在《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辨》中说：

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食哉；周公《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52］

这样一种基本思想精神，使他一方面把那些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心学家引为“同志”，时常与他们相互切磋砥砺，另方面对那些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心学末流深恶痛绝，斥之为“腐儒”、“俗儒”。在致周友山的尺牍中，他反复申述了这种爱憎分明的态度，如说：“今人妄谓：孤不善讲学者，实为大诬。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之道？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53］“吾所恶者，恶紫之夺朱也、莠之乱苗也、郑声之乱雅也、作伪之乱也。夫学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须臾离者。言喜道学者，妄也；言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54］所谓“真认本真”，亦即阳明之“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就是要真切体认自家虚灵静寂的心体（“良知”），以之为天下大本，并据之行事。这使他与聂豹、罗洪先等阳明后学息息相通。但是，张居正特别强调结合实际，要求身体力行，反对以虚见为默证。他尽管在心学上几无创造性理论，但也绝非只会拾人牙慧，而是从现实的改革事业和富国强兵的需要出发，对儒学史上分化出来的内圣与外王两派取长补短，致力于二者的结合，以自成一定之言。他在《答楚学道胡庐山论学》中说：

承教虚寂之说，大而无当，诚为可厌。然仆以为近时学者皆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故其说屡变而愈淆。夫虚故能应，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虚受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诚虚诚寂，何不可者？惟不务实得于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异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谓寂然者，宜其大而无当、窒而不通矣。审如此，岂惟虚寂之为病？苟不务实得于己，而于言语名色中求中，则曰致曲、曰求仁，亦岂得为无弊哉！［55］

在《答西夏直指耿楚侗》中云：

辱喻谓比来涉事日深，知虚见空谈之无益，具见丈近精实处。区区所欲献于高明者，下在于此。但此中灵明，虽缘涉事而见，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摄寂照之根，融通内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于外得矣。［56

在《答胡剑西太史》中亦曰：

弟甚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自起居言动动之微、至经纶天下之大，无一事不有微权妙用，无一事不可至命穷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弹也，即圣人不能尽也，诚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时更取一观这，脱去训诂之习，独观昭旷之原，独复有得力处也。［57］

他把“虚”与“实”看作是种体用相即的关系。所谓“昭旷之原”、“寂照之根”、“此中灵明”，指的就是作为天下之大本的心体；这种心体的本来状态是“诚虚诚寂”的。但体不离用、用不离体，只有努力从事“实得于己”的工夫，“融通内外之境”，把“虚”于“实”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经纶天下”，“成变化而行鬼神”。如果“不务实得于己”，离用以求体，必然流为“虚见空谈”，“窒而不通”。当然，如果离体以求用，不去认真领会“致曲”、“求仁”的精神实质，也将化为虚文，产生很大的流弊。张居正的这种思想显然同聂豹、罗洪先的归寂说有很大差别。

张居正同阳明后学思想上的差异，在其《答罗近溪宛陵尹》中也有所体现。他说：“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纷纠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仆每自恨优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妄本觉可以照了，然比利时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辨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孔子云’道不远人’；今之以虚见为默证者，仆不信也。”［58］而他所以与聂豹、罗洪先、耿定向、胡庐山、罗汝芳等反复论学，除了共同的心学旨趣外，还有因见于阳明后学“以虚见为默证”之弊，而欲以实用救之的意图。但学说思想上的重大差异，又使得这种改造阳明后学的意图往往落空。这从张居正与泰州后学耿定向、罗汝芳的关系可略见一斑。

耿定向（1524—1596），字在伦，号天台，湖北黄安人。黄宗羲曾对其学术主旨评论道：“先生之学，不尚玄远，谓’道之不可与愚夫愚妇知能，不可以对造化通民物者，不可以为道，故费之即隐也，常之即妙也，粗浅即精微也’。其说未尝不是，而不见本体，不名打也世情队中。”［59］由于“不见本体”而“不尚玄远”，所以耿定向特别强调人伦日用。并且，他还反对一味虚见空谈，提倡静以应感、虚以求实，如谓：“只此无声无臭，是为真常，凡涉色象名号者，卒归消灭；只此不为不欲，是为本心，凡务阔大放散者，终堕堑坑；只此不学不虑，是为天德，凡由意识安排者，便是人为；只此庸言庸行，是为妙道，凡务高玄奇诡者，即是虚妄。”［60］这使张居正不仅把他引为思想上的“同志”，而且更希望他成为学以致用的榜样。张居正不仅令其以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具体负责清田之事，欲借此“验其学之分际，不知能否副所期否？”［61］而且还曾向耿定向许以辛勤供职成功以后的酬报：“借重闽中已及三载，拟将简置内台，觊以助仆之浅薄”。只是因耿定向遭父丧而回家丁忧守制，张氏才不得不很遗憾地说：“忽闻令先公之计，无任忉怛。且二三年间，仆将复有明农之请，不能为国家早进贤俊，置之周行，即死有余憾矣。”［62］但就耿定向这一方面来说，尽管在福建也很努力，但不仅他本人无意照张居正的设想去发展，而且对张氏作风亦颇有看法，还曾“苦言”相劝，如据焦竑《澹园集》卷三三《耿天台先生行状》载：“自今上临御，江陵励精求治，提衡宇内，宴然如一。后浸为苟急，不类初政。先生以桑梓之谊，又雅为所推午，屡进苦言，江陵卒其规不以受，而先生自此疏矣。”正因为这“疏”，使得耿定向在张居正病逝后未被倒张者列为张党，从而才有可能在万历十二年被重新启用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他是泰州学派著名平民儒者颜山农的弟子，以讲求“赤子之学”为学术主旨，认为道在此身，身是赤子，良知良能，不学不虑，并在嘉靖、万历年间以善于讲学而闻名于士林。张居正与罗汝芳义往甚早，且引为“知己”，但又深知与罗氏学术主张有差别，故而一方面承认为罗汝芳在太湖“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此固罗近溪本来面目然”，另方面仍以“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纷纠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63］相劝。及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罗汝芳升任宁国知府时，张居正作《赠罗惟德擢守宁国叙》以送之，仍在强调其学以致用的见解，谓：“断蛟龙，刳犀革，遇磐错而无厚，干将诚利矣。匣而弗试，利无从见也。是故士不徒学，而惟适用之贵，裕内征外，懋德利躬，此励己之符而亦镜物之轨也。……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惟德其念也！”［64］但罗汝芳始终有着他自己的思想，他不仅要学以为仕，而且更要以仕为学，即令其治下皆兴好学之心、皆能知忠知孝，故而“殆守宁国，教化益行，郡堂无鞭朴声，且惟讲学西水、志学二处，以崇学育才为功课”。［65］据传他做宁国知府时，“集诸生会文讲学，令讼者跏跌公庭，敛目观心，用库藏充馈赠，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