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哉。［26］

尽管他并不认为“狂者”就是“圣人”，“狂者的胸次”亦非最高理想人格境界，但他指出“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千仞之意”，这远远超胜常人，距 “圣人”境界已不远，故而“一克念即圣矣”。阳明所点示的这“狂者胸次”对其门下弟子影响甚深，正如他所说：“予自鸿胪以前，学者用功尚多格局；自吾揭示良知头脑渐觉见得此意者多，可与裁哉。”［27］阳明门下弟子多认得“狂者胸次”这个意思，故而呈露出浴沂舞雩的气象，这在理学家中是很罕见的。而且受阳明心学影响，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出现了讲求自尊自信自立之狂者境界的思潮。［28］

受时代思潮激荡、尤其是阳明心学影响，张居正颇具“狂者胸次”。他在嘉靖后期短暂家居时有诗句云：“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百年有贵适，贵贱宁足论。”［29］“作赋耻学相如工，干时实有杨云拙。一朝肮脏不得意，翩翩归卧泛江月。”［30］从中可以看出其有见于官场黑暗、政治混乱而生发出的归隐求适的情调。但他又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样消极地追求归隐以获一己之自适，而对归隐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借评析魏晋竹林七贤的人格心态而申述己见道：

……夫幽兰之生空谷，非历遐绝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兰不以无采而减其臭；和璞之蕴玄岩，非独鉴冥搜者谁得而宝之，而和璞不以无识而掩其光。盖贤者之所为，众人固不测也，况识有修短、迹有明晦，何可尽喻哉？今之论七贤者，徒观其沉酣恣放、哺啜糟漓，便谓有累名教，贻祸晋室。此年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独持绳墨之末议不知良工之独苦者也。……余观七子皆履冲素之怀，体醇和之质，假令才际清明，遇适其位，上可以亮工弘化，赞兴王之业；下可以流藻垂芬，树不朽之声，岂欲沉沦泽秽无所短长者哉？……（七子）自以道高才隽，深虑不免，政放言以晦贞，沉湎以毁质，或吏隐于廓庙，或泊浮于财利，纵诞任率，使世不得而羁焉。然其泥蟠渊默，内明外秽，澄之不清，深不可识，岂与世俗之蒙蒙者比乎？蝉蜕于粪溷之中，爝然涅而不缁者也。……［31］

他认为，貌似放荡不羁的“竹林七贤”，并非自甘堕落，而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耽心自己因“道高才隽”而难免于害，这才晦贞毁质，纵诞任率，究其实尽皆“内明外秽”、出污呢而不染的耿介之士。由此当可知道张居正何以会以嘉靖后期产生出归隐求适的念头。至于上引文中以“幽兰”、“和璞”自喻其孤高自珍的心态，则既体现了心学高视自我的“狂者胸次”，又透露出居正本人待时而动的人生自信。因此，嘉靖末年的张居正绝不是一位心灰意冷的隐士，而是尚未遇时的潜龙、匣中待试的宝剑，据行状载：“太师体故孱弱，又倦游，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请告，艰苦得请归，则卜筑小湖山中，家僮锸土编第，筑一室三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扫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反观，久之，即神气日益壮，遂下帷益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32］从其当是生活内容看，与其说是厌倦仕途，倒不如说是为今后的进取积蓄能量，并期待着大用于世时机的到来。他曾对耿定向说：值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之时，“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弥天下之患。顾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为慨叹也。中怀郁郁，无所发舒，聊为知己一叹，不足为他人道也。”［33］

尽管在万历朝的最初十年间，张居正出任首辅，实际掌握朝政，但他位高权重本就招来许多忌恨，而他所试图矫正嘉靖中期以来形成的因循疲软之风的考成法，事事立限、处处较真，使官员们感不便，有的还产生严重的危机心理，至于清丈田地、推选“一条鞭法“更触犯了一般士绅的既得利益。这样，朝野上下就潜伏着一股伺机涌动的抵制新政的潮流。如万历四年（1576）御史刘台即以门生身份上疏弹劾座主张居正，指责他“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34］五年（1577），张居正遭父丧，神宗帝下诏“夺情”而不准其丁忧守制，这更成为官员们向张居正发起攻势的机会。客观上，皇帝、皇太后的支持，司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使张居正抵制住了反抗潮流，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主观上，面对前所未有的阻力，张居正对于他所推行的表政坚执着义无反顾的信念。这种信念，首先来源于他对自己所具有的大公至诚的自信。他曾说：

仆一念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诚专一，其作用处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为国家士大夫之心耳。仆尝有言：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又一偈云：高岗虎方恐，深林蟒正嗔。世无迷路客，终是不伤人。［35］

既然自己坚信于心无愧，所作所为尽皆出于公心，也就不在乎别人物议了。其次，这种信念来源于他不顾身家性命的献身精神和甘于做祭坛牺牲的烈士心态。他自谓“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害虫取吾耳鼻，我亦欢善施与，况诋毁而已乎？”［36］又云：

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欲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37］

其三，这种信念又与其忧国忧民的情怀起超然的胸襟密切相关。一方面，张居正一直以一身而系天下安危自任，多次向人表白“苟利社稷，死生利之”，如在《答藩伯吴小江》中说：“今赖天地宗社之灵，中外颇称宁谧。惟是黎元穷困，赋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在念。”［38］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是他敢于去克服重重阻力、推行新政的强大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他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圣贤之学有举世不见知而无悔者”，“则虽不见知于世而无闷也”，［39］故其谓：

吾平生学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40］

不谷生于学未有闻，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则诚自信而不疑者。［41］

这种受阳明所倡狂者精神影响形成起来的高傲自得的思想境界，“不见知于世而无闷”的超然胸襟，无疑是他笑对不时扑面而来的反张潮流的内在精神支柱。

张居正虽然不是王学传人，但确实具备了阳明心学修养。正是这修养，使他形成起超越制度、超越世俗毁誉的独行的人格，并获得了内在与外在的两重自由。而若无这修养，他在灸手可热的权力面前终将会成为严嵩或魏忠贤式的人。从此一角度讲，张居正的出现应该是阳明心学的一大积极成果。

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张居正与王阳明本人似乎并无什么直接接触，但在他交往的朋友中有很多心学人物，其中如聂豹、胡直、罗洪先、罗汝芳、赵贞吉、耿定向、周友山等还是知名的心学学者。这就使张居正与阳明后学的关系很值得予以分析。

阳明殁后，门下弟子裂变，出现了诸多心学流派。张居正在与各种心学广泛接触中，对聂豹、罗洪先一派最感兴趣。聂豹（1487—1563），字文蔚，江西永丰人，后因徙家双溪（今浙江余杭县境内），故自号双江。其学“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说，与辩难，心益服”，［42］认为“良知之学”“是王门相传指诀”；［43］后巡按应天，继续与阳明讲论良知之学，“锐然以圣人为必可至者”，［44］并重刻《传习录》、《大学古本》等阳明著作，服膺阳明“致良知”说之志益坚；乃至阳明既殁，又“以弟子自处”［45］故后世学者谓之“出于姚江”，［46］不无道理。聂豹之学的特点在于提倡“良知本寂”说，而此说颇遭“同门”学者非难，《明儒学案》卷十七《江右王门学案·聂豹传》对之记载甚详。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他虽曾服膺“守宋人之途辙”［47］的罗伦之为人，又曾师事以“朱子之学”为“圣人之学”［48］的李中，但他年十五，闻阳明于赣州开府讲学，心即向往；比《传习录》出，手抄玩读，竟至废寝忘食，欲往受业，父不可而止。年二十五，师事同郡江右王门学者黄宏纲、何廷仁，自是日究阳明“致知”旨。其后，访晤王畿、王艮、唐顺之、赵时春、邹守益、欧阳德诸王门学者，心学修养日深。年三十九，始闻聂豹的“良知本寂”说发展为“良知本静”说，谓：“此心中虚无物，旁通无穷，无内外可指、动静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今来，浑然一片，而吾身乃其发窍，非形质所能限也。”［49］王门诸子多承认他学宗阳明，且以之为师。［50］

张居正认同聂豹、罗洪先归寂求虚的心学理路，说：“窃谓学欲信心冥解，叵但从人歌哭，直释氏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已非分耳。昨者伏承高明指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