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心，以节财爱民为务，图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亟重难迫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

他以“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为六大急务，认为解决了这六大急务就能刷新政治，“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17］如果说他嘉靖年间所上《论时政疏》着重于列举时弊，从“内圣”方面要求世宗帝励精图治，那末，隆庆年间所上《陈六事疏》则在肯定穆宗帝求治之心的前提下，重点要求其解决六大急务以刷新政治，做到“外王”。张居正的这种思想无疑是以儒家“内圣外王”的经世之学为理论基础的。然而，身踞决策高位的世宗和穆宗都怠于政事，只顾追求个人的腐化享乐，而锐意改革的张居正所提出的救世良方被他们束之高阁。这使居正深切地感受到各种政治积弊及由之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其病根乃在于封建专制权力机构功能的严重失调。因此，尽管他也很看重“性命之学”，但并不认为依靠“性命之学”（如王阳明提倡“致良知”之类）就能够扫除时弊，拯救现实危机，故而把调整权力机构功能，自上而上并有针对性地推展经济、政治改革，作为化解社会危机，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途径。

隆庆六年（1572），穆宗猝然中风，召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阁臣于御榻前受顾命。时，高拱为内阁首辅，本应承担辅助神宗帝重任，但因他没有处理好与内监冯保的关系，触怒了皇后和神宗生母皇贵妃，受到革职回籍的处分，于是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掌握了政权。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的整整十年间，张居正一直被神宗帝以师礼相待，尊称为“元辅张先生”，实际取得了封建专制体制最高决策人的地位。他充分利用这种特殊条件，按照既定的设想，稳健而扎实地推行全面改革。他制定“考成法”以解决中央集权问题，设立“职官书屏”以解决人事问题，从而有效地遏制了吏治腐败，很快使政治面貌焕然一新，顺利建成一个操纵自如、运转灵活的权力机构。他又从整顿田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清丈田地，并以此为基础推地“一条鞭法”，进行赋役制度的全面改革，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人民的经济生活也安定了。史称“万历年间，最称富庶”，说明他富国的目标成功实现了。此外，他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找到当时外患频仍的症结，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解决了无兵无财无将的难题，基本成功实现了他强兵的目标。

综观张居正的各项改革，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加强中央集权，重振纪纲。张成正认为，当世危机表现最为严重的是君主势衰，政事弛靡，政局失控，“国威未振，人有侮心”、“人乐于因循，事趋势于苦窳”。［18］他在隆庆年间即上书直言其近日以来，朝廷宗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概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迟慢，有查勘一事而数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致沉湮，干证之人，半在鬼录，年月既远，事多失真漏网终逃”。［19］万历元年（1573）在《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又指出：“臣等窃见近年以来，章奏繁多，各衙门题复，列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顾上之督之者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鄙谚曰‘菇口顽而妇耳顽’，今之从政者殆类于此。欲望底绩有成，岂不难哉！”［20］针对这种君主政治赖以运行的庞大官僚机器等几乎瘫痪的状况，张居正提出必须“振纲纪”。他说：

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临制四海之广，所以能使天下皆服从其教令，整齐而不乱者，纪纲而已。

他所说的“纪纲”指的是君臣统治集团的权力法纪，“振纪纲”就是要强化君臣统属关系，加强君主对整个官僚体系的控制。这主要有三层内容：一是君主要亲自总揽法纪刑赏之权。他说：“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同上）法纪刑赏之权如同“太阿之柄”，君主“不可一日而倒持也”，否则就会失去权威，失去对群臣有效控制。二是强化君主诏令的绝对权威。他说：“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诏令是君主政治权威的实际运用和具体体现。在君主专制社会背景下，全部政治的运行主要由君主颁行诏令自上而下推动，“天子之号令，譬之风霆”，若“风不能动，而霆不能击”，君主的诏令不能得到有效、彻底的执行，则君主权威何在？君主又怎控制群臣百官？三是君主要严明法制。他认为，君主“无威”，臣下就会“无法”，而严明法制则是强化君威的制度保障。他详细辨析了徇情与顺情、辰作与操切之异同，坚决反对徇情和操切，说：“徇情之与顺情，名虽同而实则异；振作之与操切，事若近而用则殊。”认为“顺情”指“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操切”则是“严刑峻法，虚使其民而已。”显而易见，“徇情”和“操切”是对纪纲的极大破坏，而正确的做法为“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严明法制的关键是执法公平无私，不偏不倚，做到“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心申”，［21］如此方能提高法制权威，进而使君威振作起来。

如果说张居正试图通过一系列自上而下地改革，化解现实社会危机，重振君主专制统治的纲纪，那末，对于王阳明来说，无论是其学说层面上推扬“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还是实际政治操作层面上颁“乡约”，力行“十家牌法”等，都无非是要将他拯救现实社会危机，维护君主专制政治秩序的道德原则融贯到社会实践行为之中。就这方面而言，张居正和王阳明在思想本质上是完全相通的。

张居正不仅在应对社会实际问题上与王阳明有着完全一致的积极用世的态度（尽管其所采取的应对之策与阳明不尽相同），并与阳明一样，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秩序为最终目的，而且，他更从纯学术的角度对阳明心学有高度评价，尝谓：“自孔子没，微言中绝，学者溺于见闻，支离糟粕，人持异见，各信其说，天下于是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废，而训诂词章之习兴。有宋诸儒力诋其弊，然议论乃日益滋甚，虽号大儒宿学，至于白首犹不殚其业，而独行之士往往反为世所姗笑。呜呼！学不本诸心而假诸外以自益，只见其愈劳愈弊也矣。故宫室之弊必改而新之，而后可观也；学术之弊必改而新这，而后可久也。”［22］可见他是在纵观学术发展大势，对汉唐诸儒以至程朱陆王之学作了认真比较以后，才选择、认同阳明心学的。

阳明心学对张居正影响最大者，乃是其所提倡的“狂者胸次”。按：关于“狂狷”精神，孔子曾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3］孟子对此有进一步讨论，据《孟子·尽心下》记载：“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向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问何如斯可谓之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汉唐诸儒似未留意于此一问题，而宋儒中二程对“狂”的论述最有影响，其言有曰：“曾皙言志，而夫子与之，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谓狂也。”［24］至于王阳明，“良知”的信念与实践使其在百死千难的危机中从容应对，并终于化解危机，经受住了人生严峻的考验，这自然更坚定了他对“良知”学说的自信。他在与门人回顾江西平藩后那一段险恶的经历时曾说：

……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乡意思在，我今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25］

他自谓“在南都以前”（即64岁以前）还有些“乡愿”的意思，而此后则具备了“狂者的胸次”。这“狂者的胸次”如其所说，就是“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或如其弟子王畿所说是“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的熟化之境。他后来在回答弟子们提出的“乡愿狂者之辨”时对这“狂者”境界有更进一步的诠释，曰：

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力，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坏矣，故不可以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洞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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