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疏虽“逆睹东林后日之弊而为之砭，要以化偏党而归荡平”（51），但宗周不仅赞许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领袖的学问人品，且还将东林人物比为东汉惨遭党锢之祸的清议之士，并对被“合朝野而攻之”的东林党人深表同情。天启五年（1625），权阉兴党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东林六君子死难。刘宗周撰文哭魏大中道：“煌煌大明，而且申学禁。学禁伊何？东林射的。二十年来，飞矢孔亟。一朝发难，忠谏骈首。诏狱株连，积尸如阜。惟公之品，冰寒玉洁。壁立千仞，轰轰烈烈。蚤游梁溪，与闻正学。守学之贞，信道之卓。以此事亲，以此事君，以此事师，以及化人。戮力同心，以补衮职；以此忤权，以中谗贼。以进以退，以荣以辱，以生以死，惟此学鹄。是学非学，请折诸圣；是道非道，请卜诸命。致命遂志，如此而已。”复伤六君子之死，作赋吊之，上述诸贤正直之概，下数逆阉毒忠之辜，时时悲歌淋漓，并遗书高攀龙言及之。高氏答书云：“此何异公子无忌约宾客入秦军乎？杜门谢客，此是正当道理。彼欲杀我，岂杜门所能免？然即死，是尽道而死，非立严墙而死也。大抵道理极平常，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想公于极痛愤时未之思也。”（52）

学术上刘宗周与高攀龙等东林人物有比较广泛而深入的交往，并深受其影响，矿而对一些热点话题的认识，同东林学派大体相同或相近。譬如，万历二十五年（1597），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学者同王门后学管志道、钱渐庵论辩于吴中。他们指出，管、钱信从的阳明“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源于释氏，其后果必然会导致人们蔑视一切封建道德：“以为心之本体原来是无善无恶也，合下便成一个空。……空则一切解脱，无复挂碍。高明者入而悦之，且从而为之辞曰：理障之害甚于欲障。于是乎委实有如所云：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法缘，以操持为把捉，以随事省察为逐境，以讼诲改迁为轮回，以下学上达为阶级，以砥节砺行、独立不惧为意气用事者矣。”（53）“迩来无复体勘世道，人心愈趋愈下，只被‘无善无恶’四字作祟。君子有所淬励，却以‘无’字埋葬；小人有所贪求，却以‘无’字出脱。”（54）刘宗周也认为“无善无恶”说与佛教的“只主灵明”、“唯是一心”论相通，故其在评论这场论说谎时说：“王守仁之学良知也；无善无恶，其弊也，必为佛、老钝而无耻。……佛、老之害，自宪成而救。”（55）

崇祯五年（1632），围绕着工夫与本体问题，刘宗周与以阳明“四句教”为学的陶石梁及其门人展开过激烈论辩，《年谱》记之曰：

诸生王朝式、秦弘祐、钱永锡等奉石梁先生为师模，纠同志数十人别会白马岩，日求所谓本体而认识之。先生间尝过从。一日，座中举修悟异同，复理前说以质，弘祐曰：“陶先生言认识本体，认识即工夫，恶得以专谈本体少之？”先生曰：“认识终属想象边事，即偶有怕得，亦一时恍惚之见，不可据以为了彻也。且本体只在日用常行之中，若舍日用常行，以为别有一物，可以两相凑泊，无乃索吾道于虚无影响之间乎？”又《与弘祐书》曰：“学者宜时时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说不得我且做上一载工夫，置却第二义不问，须看作一个工夫始得。”

“奉石梁先生为师模”的秦弘祐等人重悟轻修、言本体忽工会，刘宗周他们这种做法，认为这会“索吾道于虚无影响之间”。在他看来，工夫只有一个，并不能将悟与修对置，“且本体只在日用常行之中”，只有在日用常行的践修中才能悟得本体。否则，“即偶有所得，亦一时恍惚之见，不可据以为了彻也”。高攀龙也认为悟和修、本体和工夫之间并不对立，而是紧密联系，他说：“善言工夫者，惟恐言本体者之妨其修；善言本体者，惟恐言工夫者之妨其悟。不知欲修者，正须求之本体；欲悟者，正须求之工夫。无本体无工夫，无工夫无本体也。”（56）这显然是与刘宗周思想相通的。

然而，蕺山之学同东林朱学自有区别。东林学派笃信程、朱，对王学全盘否定，如高攀龙说：“阳明于朱子格物，若未尝涉其藩焉，其致良知乃明明德也。然面不本于格物，遂认明德为无善无恶。故明明德一也，由格物而入者，其学实，其明也是。心非性。心性岂有二哉？”（57）又说陆、王“学问俱是从致入；圣学须从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虚灵知觉虽妙，不察于天理之精微矣。”（58）刘宗周受其影响，反对王学末流，但他并没有卷入东林学派所倡由王入朱的学术潮流之中。宗周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考察学术流变，认为由朱学和王学乃是儒学发展过程中合乎规律的传递，朱学和王学是宋明道学史上各自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链条。他说：“斯文未丧，圣贤代兴，朱（熹）、陆（九渊）、杨（简）、王（阳明）递相承，亦递相胜，而犹不互无得失，递留不尽之见以俟后之人，我知其未有涘也。”（59）他依据这种认识综论朱、陆、王之得失说：

合而观之，朱子惑于禅而辟，故其的也支。陆子出于禅而避禅，故其失也粗。文成（阳明）似禅非禅，矿不妨用禅，其失也玄。至《朱子晚年定论》，文成谓未必尽出于晚年，而得之晚年者居多，亦确论也。若朱子可谓善变矣，由支离而易简，庶几孔门闻道之地，其为卓立天下万世之儒矩奚疑？而文成殆其功臣与？！（60）

他以阳明为朱学“功臣”，此见甚有见地。而刘宗周自己不拘门户，博采众长，疏通千圣，取长补短。他以其统合的学术性格“上承濂洛，下贯朱王”（61），由阳明会通程朱，以朱学救王学末流之失，复么溯《大学》、《中庸》，从而归显于密地形成以“慎独”为宗旨的儒学思想体系。他的学术工作及其所完成的宋明道学史上最后、也最为严整的思想系统，对朱学、王学俱有大功。蕺山再传弟子邵廷采说：“伏见郡城蕺山刘先生者，性成忠孝，学述孔曾。立朝则犯颜直谏，临难则仗节死义，真清真介，乃狷乃狂。洎乎晚年，诣力精邃，揭慎独之旨，养未发之中，刷理不爽秋毫，论事必根于诚意。固晦庵之嫡嗣，亦新建之功臣。”（62）此堪称对刘宗周的的评。

[注释]

（1）《陈确集·文集》卷十一，《书祝开美师门问答后》，中华书局1979年版。

（2）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5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3）关于刘宗周的学术宗旨，其子刘·及与·并世的方以智均主诚意说，（请分参刘·《蕺山年谱书后》，见《刘子全书》卷四十一；方以智《一贯问答》抄一，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而其门人黄宗羲、陈确及清四库馆臣则主慎独说。（请分参《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蕺山学案序》，《陈确集·文集》卷十，《辑祝子遗书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六，《论语学案提要》等。）今人东方朔博士以蕺山“言诚意必归于慎独，言慎独必归于诚意”，认为“诚意论和慎独论乃是蕺山为学规模中最显特色的部分。”（《刘蕺山哲学研究》第27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今按：刘宗周既视“慎独”为儒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内容，反复说：“孔门相传心法，一则曰慎独，再则曰慎独”（《刘子全书》卷一，《人谱续编二》）；“《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矣。”（同上书卷三十八，《大学古记约义·慎独》）声称：“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同上书卷十二，《学言下》）故而笔者从黄宗羲等所说，亦认为刘氏学术宗旨在于慎独。

（4）陈白沙“以自然为宗”，提倡“静中坐养出个端倪”，其弟子湛甘泉从中悟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修养方法。王阳明则以“致良知”为宗旨，创立起体系繁杂的心学思想。这样，明代中后叶便形成、发展起两支并行而又互有影响的心学思想体系，被学者分别称之为“江门之学”和“姚江之学”。它们，尤其是阳明心学对当世学者影响甚大，这诚如黄宗羲所说：“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甘泉）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门户。”（《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甘泉学案一·湛若水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亦如《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序》所说：“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造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

（5）《明儒学案》卷四十一，《甘泉学案五》。

（6）《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十八，《默识堂记》，明万历七年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7）《陈献章集》卷二，《与贺克恭黄门》；《复赵提学佥宪》，中华书局1987年版。

（8）《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七，《答欧阳崇一》。

（9）《明史》卷二八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