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是位出身盐丁的平民儒者。他曾就学王门，接受阳明心学的熏陶。阳明在世时，他即已时时不满师教，显露出自己的思想个性；阳明殁后，他不仅形成、发展起以“百姓日用之道”、“安身立本”的格物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而且更自立门户，开创了泰州学派。这是一个颇具战斗精神和“异端”色彩的平民儒家学派，其学是与官方儒学和士绅儒学相异趣的平民儒学（23）。

刘宗周与泰州王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他对泰州后学多有指责，并曾与之展开过激烈论辩，这是治蕺山之学者耳熟能详的事实。但他又同泰州王学有着内在的思想联系。譬如，王艮曾提出修身工夫只在慎独说，曰：“既知吾身是个本，只是毋自欺，真真实实在自己身上用工夫，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略无纤毫假借、自是自满之心，是谓自谦，即《中庸》‘敦厚以崇礼’者也。谦者，无不慊慊者未必能谦也，然工夫只在慎独而已，‘不怨天，不尤人’，‘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如此而慎独，则心广体胖身安也。”（24）其门人王栋伸张师说，认为“慎独”与“诚意”密不可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而二、二而一的体用关系。他说：“诚意工夫在慎独。独即意之别名，慎即诚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动之处，单单有个不虑而知的灵体，自作主张、自生自化，故举而名之曰独。少间，搀有以见闻才识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则有所谓商量倚靠，不得谓之独矣。世云独知，此中固是离知不得，然谓此个独处，自然有知则可谓独；我自知而不及知，则独字虚而知字实，恐非圣贤之立言之精意也。知诚意之为慎独，则知用力于动念后者，悉无及矣。故独在《中庸》谓之不睹不闻；慎在《中庸》谓之戒慎恐惧，故慎本严敬而不可懈怠之谓，非察私而防谷得也。”（25）泰州三传罗汝芳讲“慎独是诚意时事”，谓：“《大学》分明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今观慎独是诚意时事，则致知当在诚意先也。”（26）曾经读过罗汝芳的著作，又对泰州王学“格物”说颇有称许，以为“后儒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正”（27）的刘宗周，以“诚意”明“慎独”，说：“《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慎独而已矣。意也者，至善归宿之地，其为物不二，故曰独。……惟于意字不明，故并于独字不明，遂使格、致、诚、正俱无着落，修、齐、治、平递失原委。……夫道一而已矣，学亦一而已矣。《大学》之道，慎独而已矣；《中庸》之道，慎独而已矣；《语》、《孟》‘六经’之道，慎独而已矣。慎独，而天下能事毕矣。”（28）应该说，他的这种思想受到泰州学派的影响。其门人董瑒、黄宗羲注意到宗周与泰州王学在此问题上的认识相同之处，但不予深究，只是以刘氏“未尝见泰州之书”为由，断定二者之间的相同只是“恰合”（或“不谋而合”）。这自然没能将泰州王学视为刘宗周学说思想的理论来派之一（29）。

“淮南格物”论的影响之外，刘宗周思想还有一个与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非常重要的相似之处，即其所倡圣、凡本无别的平等观。泰州一脉平民儒者大多主张“圣人亦人也，我亦人也”的人类先天平等原则，如王艮虽然承认圣、愚之别，但他把这种区别归绳索为知识上的“先知”与“后知”（或“先觉”与“后觉”）的区别，说：“夫良知即性，性焉安焉之谓圣；知不善之动，面临昨焉执焉之谓贤。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知觉后知’。一知一觉，无余蕴矣。此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合内外之道也。”（30）刘宗周也提出“非以圣凡歧”的观点。他认为，人必须自重自信、自尊自贵，“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人人可做，于此信得及，方是良知孔眼”，说：“学者第一义在先开见地，合下见得在我者，是堂堂地做个人，不与禽兽伍，何等至尊至贵！盖天之所以与我者如此，而非以圣凡歧也。圣人亦人，尔学以完具其所以为人即圣矣。偶自亏欠，故成凡夫，以我偶自亏欠之人，而遂谓生而非圣人可乎？”（31）他还认为君子、小人“其先本无所异，其后无不可同，只因习心沾滞，将圣贤地位让予别人，自甘流俗，所以愈趋愈远，说圣贤二字便俯首不肯下手承当，岂知下手承当便是圣贤地位？”（32）刘宗周这一思想固然是对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论和宋儒“圣人可学而至”观的发展，也受到王阳明“人胸中各有个圣人”（33）之论的影响，但其同泰州王学所论的相似还是显而易见的（34）。

当然，属于正统官绅儒学的蕺山之学与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有着本质区别，如王艮不主张学者做官，认为仕禄会害身，说：“仕以为禄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禄也何有？仕以行道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道也何有？”（35）他不仅自己终生不仕，而且还不许其诸子参加科举考试。受其影响，泰州后学中持同官方不合作态度者不乏其人。如韩贞以村民野老成圣为荣，而以列居衣冠为耻，曾赋诗曰：“一条道路与天通，只在寻常百姓中。静来观空空亦物，无心应物物还空。固知野老能成圣，谁道江鱼不化龙？自是不修修便得，愚夫尧舜本来同。”（36）何心隐也是位终和不仕而具“异端”性格的平民儒者，李贽则为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而率然退出官场。但刘宗周反对泰州学派的这种思想主张和处世方式。他基于儒家传统的入世情怀，认为学人不仅不应舍弃举业，而且还应以科名和事功报效君国。他说：“既为儒者，若定要弃去举业为圣学，便是异端。只要体堪成为举业，念头从何起见：若从君国上起见便是天理，若从荣见上起见便是私欲。正为平日学问不明，荣进之念消除不尽。”（37）他这里斥责为“异端”的“弃去举业为圣学者”，所指正是泰州平民儒者。

刘宗周鄙视泰州儒者的平民习气，讥刺道：“鳝鳅之类，与波出入，人得而量之，小人之道也与？”（38）这是针对王艮而发的。王艮曾撰《鳅鳝赋》，形容缸中之鳝，复压缠绕，奄奄若死，而其中有条泥鳅极为活跃：“其鳝因鳅，得以转身通气，而有生意。”（39）他借缸鳝形容平民百姓遭受压抑的生存状况，而自居为“鳅”，并将之喻为神龙，这实际是以“救世之仁”的教主自况，表现出平民儒者的宗教狂想和救世理想。自刘宗周视之，这显然是不合经传的“小人之道”。至于对“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40）的泰州后学，如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等，宗周的目光更为严厉，斥之为“末流衍蔓，浸为小人之无忌惮”（41）。这样，清毅的蕺山就不仅坚守着正宗儒学立场，而且还散发出士绅特有的傲慢之气。

晚明，国势日颓，党争甚烈，“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柱，水火薄射，讫于明亡。”（42）其时，同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朋党集团有别，而又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发生广泛影响，并赢得新兴市民阶层、正直士绅支持与响应的，则无疑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43）的东林党人。他们因“王学炽行，洎于隆、万，至倡为三教合一之说，猖狂恣肆，无所忌惮”（44），遂“远宗孔圣，不参二氏；近契元公，属遵洛闽”（45），揭橥朱学徽帜，兴起由王返朱的学术思潮。他们又有感于“士习日下，奔竟成风”（46），“风尚日下，仕路秽浊，贪官污吏布满郡邑”（47），因而在揭露现实政治的昏暗，痛斥腐败的同时，力倡道德重振运动，要求学者严守程朱学训，“专以道义相切磋，使之诚意正心修身”（48），试图兴儒学以救衰世。

刘宗周并不属于东林学派，但他不仅同东林人物关系甚密，情深意笃（49），而且在对时政的看法及由之而引发的基本政治立场、人格精神等诸多方面与东林学派更息息相通。这使其政治上明显倾向东林学派，并在当时激烈、复杂的政争中多次对之予以声援。如万历四十一年（1613），他针对“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士习日险，公车之章至有以东林为语柄者”，特上疏论曰：

夫东林云，先臣顾宪成倡道于其乡，以淑四方之学者也。从之游者，多不乏气节耿介之士。而真切学问如高攀龙、刘永澄，其最贤者。宪成之学，不苟自恕，扶危显微，屏玄黜硕，得朱子之正传；亦喜别白君子小人，身任名教之重，拘天下于披靡。一时士大夫从之，不啻东汉龙门。惟是清议太明，流俗之士苦于束湿。属有救淮抚李三才一书，谤议纷起，卒罹谗困以死，识者恨之。宪成死而有申宪成之说者，其人未必皆宪成。于是东林之风概益微，而言者益得以乘之。天下无论识不识，无不攻东林，且合朝野而攻之，以为门户门户云。嗟嗟，东林果何罪哉？（50）

此疏虽“逆睹东林后日之弊而为之砭，要以化偏党而归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