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党争之炽灼及朝野之时，士大夫畏党祸如畏虎狼，避之唯恐不及。然火中取栗自有其人，而兵刃加须亦不乏义士。且斗争至白热之际，非左袒即右护，势之必然，无容游骑无归。安石当政之日，势焰薰灼，炙手可热，投刺入其门者不胜枚举。然与“王党”形成大体同时的“苏门”，却是在东坡失势遭厄之际；诸君子不怕株连，竞相谒见这位倒楣的苏长公，由此而形成起一群体。所谓“苏门四君子”，无一不是在东坡外放杭、密、徐时相继登堂入室的，如据史载：黄山谷于熙宁初得轼赏识，“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由是声名始震”；晁补之十七岁从父官杭州，“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秦少游“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张文潜“游学于陈，学官苏轼爱之，因得从苏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倡三叹之声”（75）。由此看来，苏轼本无意门户竟自然形成，而且这门户与“王党”判然有别，绝不靠权势支撑门面，亦从未倚权势号召诱引。苏轼本人的人品、学术、文章及由此而形成的感召力，于此固然不难想见，而其门下诸君逆权门而叩师门、“飞腾无那故人何”，其行径本身亦足称叹了。当然，这个以道相聚，以文相交而形成起来的文士团体，并非纯粹的文学集团，而是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仍有密切关联。如果说“苏门”确立的标志是“苏门四学士”这个特定称呼的出现，那末其赖以最终确立的重要契机是元祐更化之治和苏轼的重新还朝。若无这个契机，就不可能化成“苏门四学士”或“苏门六君子”之实，苏轼与其门下黄庭坚等在元祐期间的交游之欢和诗世的切磋也就无从谈起。就在朝的“苏门四学士”而言，他们步入朝政，卷入元祐时期的新、旧党争，成为“一色元祐”（76），固然同苏轼有师生关系相关，但更主要的是他们自己在以其心声、言行自觉地塑造着元祐党人的形象。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七《仁宗皇帝御书记》论述“祖宗之治”的原因时说：“窃尝深求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时，未尝出奇变古，垂衣拱手。”这篇作于元祐年间的记文，道出了其自觉履行“更化”之治的思想根源，也是他以检讨官的身份欲与晁补之、秦观、张耒等其他元祐史官“以私意去取”神宗朝的变法历史，“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的思想基础。这也充分说明“苏门”的确立终究与政见国事密不可分。

（四）二程与同时代其他学术流派的关系。

程颢、程颐兄弟所形成发展起来的洛学，与同时代张载的关学、王安石的新学、三苏的蜀学在密切交往中，既相互影响，又互相批评，由此而促进了其时学术文化的发展，并对中国儒学以至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为党争剧烈的北宋，增添了浓厚的学术气息。

先述二程洛学与张载关学的关系。

张载关学与二程洛学既同为宋学系统，又同属理学范畴。就同为宋学系统而言，它还与王安石新学、三苏蜀学相对应，此当别述；就同属理学范畴而论，它们之间有同有异，理当深究。

与二程同时而稍早的张载，和大程子（颢）为同年进士，相互之间经常开展学术交流，关系较为密切，但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二程远远超过了张载。二程洛学经朱熹闽学以及陆王心学的发展，蔚为大观成为宋明理学的正统派和主流派；而张载关学只是后经罗钦顺、王廷相等发展而在理学史上占有一席虽然重要、却非主要或主流的地位。其原因主要在于二程创构起以“天理”论为核心的理学思想体系，把哲学本体论与同现实社会需求密切相关的儒家伦理统一于“天理”这一最高范畴，这最能体现理学、道学乃至整个宋学的时代精神和本质特征；而张载及其开创的“关学”以“气”为最高范畴，虽然横渠也讲“穷理尽性”，以维护义理为学术宗旨，但他所把“气”视为“理”、“道”、“性”存在的基础，“理”、“道”、“性”产生于“气”而又主导“气”，这样的理路就使得张载虽亦明确提出“立天理”，反对“灭天理而穷人欲”，体现了理学的一般特征，一定程度上适应并满足了当世社会的现实需求，但却未能体现出理学最本质的特征及唐、宋之际以来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根本性的现实需求，即要将“天理”直接展现在世人面前。

虽然对后世的影响关学远不如洛学，但二程在当世是盛赞张载“关学”的。他们认为张载之学不杂于异端，指出：

　　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77）

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五人，再加上周敦颐，被朱熹称为“北宋六先生”，这是对中国儒学史稍有所知者都耳熟能详的常识。而二程在这里称赞了周敦颐以外的其余几人，表明他们与张载具有相同的学派性，并都认同着基本一致的思想价值观念。而尽管史书上也有二程曾受学于濂溪的记载，但他们很少提到周敦颐，这又说明他们很可能对周氏杂于释、老二氏有所不满，并由之而难以在价值观方面与周敦颐其人其学相认同。这同后来朱熹、张栻、魏了翁等极力表彰周敦颐，将其视为理学开山的态度显然有着明朗的区别。这从一个侧面隐约反映出周敦颐其人其学在北宋的影响并不大，其在理学或宋明儒学史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朱熹等人的竭力宣扬才得以提高的。

二程盛赞张载对于佛教的批斥，称：“释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为天地为妄，何其陋也！张子厚尤所切齿者，此耳。”（78）这表明洛学与关学都严守儒学正统立场，对佛教则采取着断然的拒斥态度。承继洛学并将之发扬光大的朱熹，对张载批佛亦大加赞叹：“释氏心法起灭天地之意，《正蒙》斥之详矣。”（79）从张载、二程，到朱熹，绝大多数理学家都严厉批判了佛教，以维护儒家义理，而与三苏蜀学公然肯定“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的态度迥然有别。

此外，张载所作《西铭》一文受到了二程的大力推崇。程颐评曰：

　　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80）

认为张载在《西铭》中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推理以存义”的思想可与孟子“性善”论相比，都是“扩前圣所未发”，对于中国儒学乃至中华思想文化精神的培育作出了重大贡献。程颢亦谓：

　　　　《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得他子厚有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且教他人读书，要之仁孝之理备于此，须臾而不于此，则便不仁不孝也。（81）

其对张载《西铭》，有着与乃弟同样高的评价。这表明在追求仁孝等儒学义理方面，关学与洛学完全一致。并且，二程通过表彰《西铭》，并把《西铭》的意义概括为“理一而分殊”，以此批判墨子的“兼爱”说，指出《西铭》可以“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而墨子的“兼爱”说则“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义之极，义之贼也”（82）。这就不仅澄清了唐儒韩愈将墨子“兼爱”说与孔子“仁爱”说混为一谈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净化了儒学，而且，二程受张载启发而提出的“理一而分殊”这一重要命题，更从哲理上深化了儒学。

当然，洛学与关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流派，故而相互间的分歧及由之而产生的互相批评、责难还是存在的。譬如，二程对张载以“太虚之气”宇宙本源的思想提出批评，指出：“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恐未安。”（83）所谓“清虚一大”即张载的“气”之本体。他们批评张长以“清虚一大”为天道、为宇宙万物的本源，认为这种讲法于义理“恐未安”；在他们看来，“清虚一大”只是器，而绝非形上道。他们从其自身的哲学立场出发，把张载的“太虚”即“气”改变为“太虚”即“理”，根本否定以“太虚”即“气”作为宇宙的本源，而坚持以“理”为宇宙的本体。这体现出二程洛学的“理”本论哲学同张载关学“气”本论的原则分歧。不过，在这种批评与责难中，二程对张载的气化论仍有所汲取，并以“气”作为生万物的材料，认为“万物之始，气化而已。”（84）他们在“理”本论的前提下讲“气”化生万物，这显然是对张氏思想的汲取。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不同学术流派既相互责难，又互有影响、各有借取，这样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乃是常见现象，不足为怪。不过，由于二程对张载批评甚烈，且经朱熹弘扬，二程一脉理学蔚为大宗，这就使得张载关学的影响日渐减小。如果说张载殁后不久，其弟子吕大临等即已入而从师于二程，那末，到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以后，关学就更几成绝响了。

再述二程洛与学王安石新学的关系。

这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