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冲对高宗尝云：“臣尝于言语文字之是，得安石之心，然不敢与人言。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读之者至于悲怆感伤。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反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之术。孟子曰：‘无父无君主，是禽兽也。’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公语意固非，然诗人务一时为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傅致亦深矣。（58）

范冲是元祐党人范祖禹之子，在高宗面前赞扬元祐史官“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他于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参与《神宗实录》的再次删修时，又力主“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圣德，焕然明白”（59）。南渡以后的这种被党争扭曲的文学与史学批评，同高宗“朕最爱元祐”（60）的政治倾向密切相关。上有所好，则下必有甚焉，势之所然。既然高宗亲自为东坡文集制词，称其“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61），那末，元祐之学术和文学于此时成为显不，苏轼诗文更风行海内，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元祐学术与文学——包括苏氏之诗文——自有不泯之价值，此另当别论）。另，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二“二苏”条说：

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特赠大师，学者翕然诵读。所诵‘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

在这种风气下，一方面王安石被视为“靖康之乱”的罪魁祸首，整个“新党”政治被全盘否定；另一方面，“新党”人物的文学创作亦遭攻讦和否定。南宋后期，真德秀认为吕惠卿、林希、蔡确等新党人物“大非端士，笔头虽写得数句诗，所谓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读之将恐染神乱志，非徒无益”（62），此与范冲有关王安石一脉相承，是典型的以人废言，当然也是党争造成的儒者文士之政治分野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一个显例。

（三）苏轼及其为代表的蜀学与“苏门诸子”。

王安石与苏轼都是欧阳修门下翘楚，也都是被欧阳修“托付斯文”的最佳人选。而他们俩人不仅都有其学术造诣、文学成就，私交也不浅，而且均对对方的诗文多有赞誉之辞，至于元祐七年（1092年）王、苏之金陵相会更早已成为文坛佳话。然而，新、旧党争使他们在政坛上成为劲敌，相互交际之间似乎也被设置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与之相应的则是以王安石门生故吏为主干的“新党”与以苏轼为盟主的“苏门诸子”之间彼此对立视若水火；后者在“新党”的倾轧下结束了政治与文学生涯，其文集也与苏轼等人的“文字”一起遭禁被毁。

嘉祐年间，欧阳修曾以衣钵相传的口吻谓苏轼曰：“我老将休，付子斯文。”（63）后来，苏轼亦同样口吻叮嘱其门下士：“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付任与某，故不也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64）这表明苏轼与“苏门诸子”是以保持文学发展的持续性和后续力、不断推动文学事业之繁荣为己任而结成的文人群。他们对北宋中叶以后文学的发展也确实起了主导作用，其时文士之争事苏轼宛若众派归江、百川汇海，“天下争趣之，如诸侯之求封于西楚”（65），以“苏门”相尚相矜者颇不乏人。然则就文学论之，苏门诸子各有其体，殊难以“苏体”相纳相容；即如“四学士”、“六君子”者，风格不一，且各相争奇斗巧，更难与苏氏侔色揣称。甚或座主与门生之间亦有相驳相诮者，如苏轼之不满于秦观、陈后山之对苏长公有微词等等。这当然属于文学史上很有意趣而又极值得深入探析的历史现象。

就我们论题的视域探究之，以苏氏蜀学为指导思想的“苏门”之形成，已不完全是以师友为纽带、以文事为因缘了，而是与当日渐趋激烈的党争背景下的文人政治分野以及不同群体的儒者文士对“国是”的理解密切相关。苏轼初登第，座主欧阳修即惊谓曰：“不意后生能达斯理也！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66）而王安石却谓吕申公曰：“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67）王、苏本均出于欧阳修之门下，且俱得永叔赏识，何以乃师欲“放此子出一头地”，安石却说“必黜之”？此乃为苏氏《制策》而发，可见欧阳修不仅赏识苏轼之文才，而且对其政见亦表赞同，至于荆公与东坡之分野显然不在于文事而在于国事。当然，其时安石尚未入相，羽毛未丰；苏轼虽已名满京师，却尚属雏凤初鸣。王、苏两家并未自成门户，然门户之肇基实已露其端绪。待安石拜相执政，推行新法，并以政见合己者择吏选官，天下士遂蜂拥蚁聚而争相拜谒，以叩师门之名行叩权门之实，王氏门户由是而立于朝。苏轼若于此时“少加附会，进用可必”，然其“自惟远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欲具论安石所为不可施行状”（68），且直斥安石“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物议沸腾，怨仇交至”（69），致使“安石大怒，其党无不切齿”。“谢景温首出死力，弹奏臣丁忧归乡日舟中曾贩私盐，遂下诸路，体量追捕当时艄公篙手等考掠取证，但以实无其事，故锻炼不成而止”（70）。苏轼以此惧祸外补，始则通判杭州，继则知密、徐、湖。即使如此，尚招来“乌台诗案”之祸，终于锒铛入狱。

凭实说来，安石变法，锐意进取，无可非议。但其拗于政见，顺我者昌，遂使邪佞有可乘之隙；逆我者亡，必致耿忠无勤王之门。至于其门下更多投机钻营、谋取一己私利之徒，致使“改革”成了一面党同伐异的破旗，而安石本人亦为其门徒所构陷，终至郁郁而亡。苏轼不仅立朝有节，刚正不阿，而且他尽管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却并非保守顽固之人。王、苏之争实乃激进和渐进之争，而遍检苏轼制策、奏议、谢启诸文字，不难发现其革新主张切实可行。如其《思治论》针对时之“三患”（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指出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又分别在《万言书》和《辨试馆职札子之二》中力斥时弊，又向神宗提出其改革纲领乃“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更力主择贤选能并望神宗能“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如此等等，可见东坡既非守旧儒生，亦非空腐文士，而是既谋革新、复图渐进的务实型人物。至于对王安石的“新法”改革，苏轼其实并不全持异议，如其《万言书》云：“臣非非敢力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截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试，修营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圣明、乾纲之独断。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辞？”即至外任，对“新法”亦仍能如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所说，不囿成见，能就其职守而“因法以便民厂，民赖以少安”，甚或切磋之间能自觉非己“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切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71）。此言出于旧党重操政柄之后，显非俯仰随俗之论，实乃刚政不阿、忠贞谅直之语。苏轼不仅有此言论，而且还有所行。元祐朝中，司马光出于党人之私而全废新法，再履翰林的苏轼则基于公心而与温公面折廷争，起而为新法之便民者作冲发辩，“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甚评，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72）平心而论，就此事而论，身为旧党魁首的司马光还是有宰辅之量的，不过，苏轼之举仍招致司马光人的忌恨。据轼自述：“光初不以此怒目，而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臣又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73）此后，假冒新党之奸佞章惇者流当国，苏轼的厄运就更加深重了，直至贬窜南荒。在北宋党争中，为什么新党视苏轼为旧、而旧党却又将之视为新？一轼竟有截然不同之两面。探究个中原因，盖出于政治需要，而苏轼又不善韬晦，故常集众矢于一身：“或谓轼稍自韬戡，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74）古往今来，谅直之儒者文士陷身于复杂的党争之中而遭厄运，实出必然。

当党争之炽灼及朝野之时，士大夫畏党祸如畏虎狼，避之唯恐不及。然火中取栗自有其人，而兵刃加须亦不乏义士。且斗争至白热之际，非左袒即右护，势之必然，无容游骑无归。安石当政之日，势焰薰灼，炙手可热，投刺入其门者不胜枚举。然与“王党”形成大体同时的“苏门”，却是在东坡失势遭厄之际；诸君子不怕株连，竞相谒见这位倒楣的苏长公，由此而形成起一群体。所谓“苏门四君子”，无一不是在东坡外放杭、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