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八年（1075年）初，王安石复相，与参知政事吕惠卿交恶，门生故旧各就一方，“新党”内部分裂而为所谓“王党”与“吕党”。所谓“吕党”，蔡承禧谓“章惇、李定、徐禧这徒，皆为死党；曾旼、刘泾、叶唐懿、周常、徐申之徒，又为奔走”（54）。至于“王党”，元祐四年（1089年）五月，梁焘曾开具王安石亲党三十人、蔡确亲党四十七人名单，并榜诸朝堂。这表明“新党”虽是王安石变法的产物，但在不同时期内涵有别：熙宁变法初期，专指王安石党；安石、惠卿交恶后，又有“王党”、“吕党”之说；元丰年间，出现了蔡确之党；绍圣以后，章惇、曾布、蔡卞、蔡京之间又互相倾轧，自各为党。而所有这些派系，大而论之，可统称之为核心的“新党”，因为就推行“新法”而言，无论是熙、丰年间的吕惠卿和蔡确执政，“守其成规”，还是绍圣以后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登台，倡导“绍述”，都与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变法既有所联系，又皆有程度不一的背离，然在反对变法的“旧党”心目中，他们无异是同类的。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旧党争中，“新党”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政治集团。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及新、旧党争与“新党”内部矛盾的激化，“新党”人物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始终如一地坚信安石“新法”者固然有之，但更有那么一些人或出或入、或同或异、或敌或友，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但就总的政治倾向来看，他们始终是与反对变法的旧党相对立的政治群体。这个以王安石为核心、以其门生故吏为主干而集结成的政治群体，具有十分鲜明的区域性和裙带化的特征。此诚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云：

　　（王安石）新法之招人反对，根本上似乎还含有一个新旧思想的冲突。所谓新旧思想之冲突，亦可以说是两种态度之冲突。两种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新党大率多为南方人，反对派则大率是北方人。

尤其是不同时期的“新党”之党魁，几乎都产自东南地区：王安石产自江西临川，曾布产自江西南丰，陈升产自福建建阳，吕惠卿产自福建晋江，章惇产自福建蒲城，蔡确产自福建泉州，蔡卞、蔡京兄弟产自福建仙游，如此等等。而且，“新党”人物相互之间多有亲故关系，如熙宁三年（1070年），谢景温入台谏重地，司马光奏云：王安石“以姻亲谢景温为鹰犬”（55）；四年，杨绘弹劾曾布“不时拔用”时说：“其缘王安石姻家而进”，并指责安石“亲故则用”，以塞贤道。（56）王安石还将子、婿亲故引入舆论机构。如荐举先为妹婿、后为侄婿的朱明之为崇政殿说书，与子王雩、婿蔡卞、妹婿沈括、侄婿叶涛及门生曾布之弟曾肇、陆佃、龚原等人“夜授口义，旦至学讲之”（57）；又同王雩、蔡卞、沈括共撰《三经新义》，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因此，作为王安石变法产物的“新党‘主要是由乡党和故旧亲朋组成的一个政治群体，而如前所述，这些乡党故旧亲朋之间又时生角逐，相互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这就为反对派提供了口实，欧阳修《朋党论》斥其为以“利”而结成的“小人党”并非毫无道理。

作为“新党”及其所推展的变法运动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荆公新学”，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自有其价值意义，我们对此已有较为详尽地论述。这里需要予以一述的是“新党”中人多同时以文学为立身之业，并不管文坛高手，其中著名者有王安石、王安礼、王雩、吕惠卿、曾布、曾肇、舒亶、陆佃、李定、沈括、蔡确、章惇、龚原、李清臣、彭汝砺、韩绛、蒋之奇、蔡卞、林希、邓润甫、蒲宗孟、安焘等等，而王安石、曾布二家则更堪称文学世家。据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焦竑《国史经籍志》、《宋史·艺文志》等公私书目所载，“新党”中不少人都有专集，其中主要有王安石的《临川集》一百卷，王安礼的《王魏公集》二十卷，吕惠卿的文集（孙觌《庆鸿居士集》卷三○题作《东平集》）一百卷及奏议一百七十卷，曾布集三十卷，章惇的《内制集》（卷次不明），沈括的《长兴集》四十一卷，陆佃的《陶山集》二十卷，元绛的《玉堂集》二十卷和《玉堂诗》十卷，王雩的《元泽先生文集》三十六卷（《国史经籍志》作三十四卷），舒亶文集一百卷，龚原文集七十卷，彭汝砺的《鄱阳集》四十卷，李清臣文集一百卷（《直斋书录解题》称其名为《淇水集》，作八十卷）和奏议三十卷，张商英文集一百卷，蒲宗孟文集七十卷，安焘文集四十卷，蔡肇文集三十卷、诗三卷，曾肇文集（《直斋书录解题》题作《曲阜集》）四十卷及《西垣集》十二卷、奏议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内制集》五卷，吴居厚文集一百卷，韩绛文集五十卷及《内外制集》十三卷、奏议三十卷，邓绾的《治平文集》三十卷及《翰林制集》十卷、《西垣制集》三卷、奏议二十卷并杂文诗赋五十卷，蒋之奇的《荆溪前后集》八十九卷、别集九卷及《北扉集》九卷、《西枢集》四卷、《卮言集》五卷、《刍言》五十篇；计凡二十二家。其中，王安石一家保存完整，王安礼、舒亶、陆佃、沈括、彭汝砺、曾肇六家颇多散佚，其余十五家大多失传，零星篇章则被收入《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之中。由此可见，“新党”既是王安石变法的产物，是个政治集团，又是王安石变法导致儒者文士分野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文人群体，具有明显的文学性。如果说其政治主张和学说观念在当世即已遭反对派的激烈批评，那末，宋室南渡后，其文学创作活动亦遭持不同政见者的否定。除王安石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其文学创作实践及其成就尚被古往今来的学者文士称道之外，余则皆遭摈斥，如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谓：“李定、舒亶，世知其为凶狡亡赖，而不知其皆留意文学。”“新党”文学业绩沉没不彰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他们都只是政治人物，且多系“凶狡亡赖”之的奸佞之徒，其学说思想固然不足论道，且于文学亦毫不擅长。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除“新党”人物文集大多散佚外，更在于南渡后对“新党”的全盘否定，以至因人废言，而因人废言的根源则在于儒者文士政治分野下的文学批评党争化。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云：

　　太学生虽以治经答义为能，其间甚有可与言诗者。一月，同舍生诵介甫《明妃曲》，至“汉恩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咏其语，称工。有木抱一者，艴然不悦，曰：“诗可以兴，可以怨。虽以讽刺为主，然不失其正者，乃可贵也。若如此诗用意，则李陵偷生异域不为犯名教，汉武诛其家为滥刑矣。当介甫赋诗时，温国文正公见而恶之，为别赋二篇，其词严、其义正，盖矫其失也。诸君曷不取而读之乎？”众虽心服其论，而莫收有知之者。

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对之评曰：“此则就民族气节言，木抱一说不为无理，但非封建卫道者所得藉口。大抵在道学既盛之后，自宜有本风教以论诗者，彼木抱一者，不过不事著作耳。”按，朱弁于建炎二年（1128年）使金通问时被拘，据郭氏上书说其《风月堂诗话》“乃在金时作，而知所论则犹是在宋时谈论所得也”，但此时二程道学尚未盛行。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作于嘉祐中，当时司马光及欧阳修、刘敞等均叹服其工，竞作和篇，而非因“恶之”乃为“别赋二篇”；木抑一所论显然是党争扭曲文学批评的具体表现。

又据《道山清话》，吕惠卿曾与神宗论司马光《明妃曲》“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回？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诸句，神宗以为“甚佳”，“读之使人怆然”，吕惠卿却说“不无深意”，而当神宗问“有甚深意”时，因史缺有简，就不知吕惠卿是如何回答的了。但联系司马光力谏神宗中止变法而未成，遂闲居洛阳的事实，当可揣度出吕氏所谓“深意”之义。这大约是新、旧党中较早地以党派之见批评文学。随着党争的渐趋尖锐，此风日盛，甚至形诸诗话。上举朱弁使金，被扣不屈，体现了民族气节。其在金时所作《风月堂诗话》以实录的手法记载木抱一褒司马光而抑王安石的话，固然寄寓了他自己的民族意识，但在政治态度上也折射出“党元祐而抑熙丰”的党争色彩。这在南渡以后其他“党元祐而抑熙丰”的文学批评中表现得更为透彻，如李壁注王安石《明妃曲》云：

范冲对高宗尝云：“臣尝于言语文字之是，得安石之心，然不敢与人言。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读之者至于悲怆感伤。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反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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