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儒家倡导的“礼义廉耻”之道德准则，既出于维护和巩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现实政治需要，又是儒者文士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主体后的社会理想和价值意识的体现。率先将这一理想和意识付诸实践而成为儒士典范的是范仲淹，史称：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44）而其名篇《岳阳楼记》中所表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献身精神，更激励、感染了一代士风，高度张扬了儒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45）的当世之志和人格情怀。庆历新政就是这一文化背景下展开的。然而，庆历新政又引起了激烈的党争，欧阳修继王禹偁之后而作《朋党论》，严辨君子、小人，公然宣扬“君子有党”论，对君子结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理论上做了深刻阐析。这既是对范仲淹等新政官僚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行为的总结，又是对复兴后的儒学传统在现实政治实践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理论阐发。欧阳修所论充分体现了北宋儒学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价值意识。在他之后，司马光于嘉祐元年（1034年）撰《越州张推官字序》，指出：“天下之事，未尝不败于专而成于共。专则隘，隘则睽，睽则穷；共则博，博则通，通则成。故君子修身治心，则与人共其道，兴事立业则与人共其功，道隆功著则与人共其名，志得欲从则与人共其利；是以道无不明，功无不成，名无不荣，利无不长。小人则不然，专己之利而不欲人之有之也；是以道不免于蔽，功不免于楛，名不免于辱，利不免于亡。此二者，君子、小人之大分也。”（46）其所辨君子、小人之别，与欧阳修《朋党论》如出一辙，互为一体。

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儒者以“道义”和“禄利”为标准，对统治阶级内部的“君子党”与“小人党”进行了深入地理论探索。他们既提出了儒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君子有党”论，同时又为北宋儒学的社会政治理想、价值意识的全面形成建构了最初的理论框架。庆历以后的儒者关于君子与小人、义与利及由此引发的善与恶、邪与正之辨，便是在这个框架基础上展开并加以深化和系统化的。因此，如果说“国是”是政治文化层面上与党争密切相关的核心观念，那末，儒者们提出的“朋党”论及与之相联的“君子、小人之辨”则不仅成为了北宋党争的理论基础，而且还被持有不同政见和学说思想的儒者文士用以解释和指导现实政治生活实践中的党争。这是北宋儒学史上的特有现象，且又作为一种传统而影响至南宋；有关南宋的情况，我们将在《南宋时期道学与反道学之争》一节中略予绍介。

北宋时期，与党争的展开乃至愈演愈烈相伴随的，是儒者文士队伍迅速发生分化，因了政见与学说思想上的歧异而形成不同的派别，不仅有新、旧党之分，而且新、旧两党内部亦有分野。兹就其大者绍介于下：

（一）范仲淹、欧阳修与“庆历新政”之党人。

范仲淹是“庆历新政”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他倍受积极参与“庆历新政”的官僚和学者的尊重，而反对派则攻击他们为“朋党”，他们自己则以“君子党”而自豪。从史籍记载来看，当时与其相友善的人很多，仅受到过范仲淹推荐而入仕的就不在少数。如富弼、苏舜钦、欧阳修、胡瑗、孙复、张方平、狄青、种世衡、李觏、许元等都曾受知于范仲淹或被仲淹推荐过，而这些人都是当时和后世知名度颇高的人物。《宋史》本传说他“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足见其确具养士之雅量。

《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丞相范忠宣公》记：“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这是合乎史实的，如范仲淹景祐元年（1034年）知苏州，创建苏学时即已聘胡瑗出任首席教授；明年，又荐举其赴京考校钟律。宝元二年（1039年），荐举胡瑗为丹州军事推官；庆历二年（1042年），又荐举其至湖州好友滕宗谅处掌府学；庆历四年（1044年），通过有司取胡瑗苏、湖学规为大学法。由此不难感知到范仲淹对胡瑗的知遇之恩，而俩人的友谊则终其始终。再如范仲淹在南京应天府掌学时即曾数次在经济上帮助孙复，为之在府学谋职，并授之以《春秋》；景祐年间，曾力邀其往苏州任教（后因故未成）；庆历年间，荐举孙复为国子监直讲。范氏与孙复的关系，可谓兼有师友之谊，至于石介，虽不像胡、孙那样，但同范仲淹的关系颇为密切。范仲淹经略西北时，石介致函荐举孙复、姜潜、张洞出仕。仁宗起用范仲淹进行更新政治的改革，石介欢欣鼓舞之余，特撰《庆历圣德颂》为之摇旗呐喊，此虽不无帮倒忙之嫌，但其对范仲淹的称赞和支持确是发自内心的。又如，李觏曾在饶州亲谒范仲淹，俩人一见如故，范氏《严先生祠堂记》的“先生之风”之“风”字，据说就是仲淹听了李觏的意见后而修改的。皇祐初，在范仲淹的力荐下，李觏以布衣超拜出任为太学助教（48）。此外，“关学”开创者张载与范仲淹之间的关系也很值得一提。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颇有军功之志。十八岁（一说二十一岁）时，正值宋、夏战争爆发之际，张载曾上书谒见时任陕西招讨副使的范仲淹，陈述关于用兵的谋取略和计划，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他认为张载的才能更适合于儒家学术方面，便引导他去读《中庸》，从此开始了张载逐渐成为著名儒者、乃至成为开创“关学”的一代宗师的学说思想探索历程：张载受范氏启发用功于《中庸》，深造有得而确立了对佛、道二教的批判立场，并从此出发而构建起“气本论”的儒学思想体系（49）。

稍晚于范仲淹的欧阳修，不仅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而且是“庆历名士”中堪与仲淹相比肩的人物。无论在思想、人品、气质上，他与范仲淹都是十分相似的人物。并且，他是当时古文运动的巨子，长期居于文坛执牛耳的地位，后来的古文大家三苏、曾巩、王安石或出自其门下、或得到过他的提携奖掖。故而在当时提倡儒学、注重道德气节以至于形成崇尚“道义”的庆历新党等方面，欧阳修都与范仲淹不相上下，或者至少可以将他们视之为具有大体相同重要地位的人物。关于欧阳修的《朋党论》及其意义，前文已有论析，故不赘述；至于他在《新唐书》中所标举的“节谊为天下大闲，士不可不勉”、“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倾城复支，不有君子，果有国乎？”在《新五代史》中所提出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廉耻，立人之大节”等等，在当时都起到了振作士气、集聚而成君子之党的巨大作用。苏轼在为欧阳修《居士集》所撰序文中曾概略性地对其人其学批评道：“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悦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50）、

（二）王安石及其为代表的新党

王安石推行“新法”改革过程中，遭到朝中大臣的竭力反对，故其先后从中下层官吏中荐拔有才干者出任政府诸机关要职，以制定和实施其“新法”，如荐吕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擢曾布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命韩绛制置三司条例、又擢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并以谢景温为侍御史知杂事等等。反对变法派将以王安石为核心的这批人物指为“党人”，如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监察御史里行张戬即劾奏“（韩）绛左右徇从安石，与为死党”（51）；同年八月，司马光入对时言青苗法“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52）；次年八月，同知谏院唐垌极论王安石党人道：“安石专作威福，曾布表里擅权，……元绛、恭向、陈绛，安石颐指气使，无异家奴；张璪李定为安石爪牙，张商英乃安石鹰犬。”（53）由此可见，以王氏为核心的“新党”，首先是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之“旧党“的对立派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

熙宁八年（1075年）初，王安石复相，与参知政事吕惠卿交恶，门生故旧各就一方，“新党”内部分裂而为所谓“王党”与“吕党”。所谓“吕党”，蔡承禧谓“章惇、李定、徐禧这徒，皆为死党；曾旼、刘泾、叶唐懿、周常、徐申之徒，又为奔走”（54）。至于“王党”，元祐四年（1089年）五月，梁焘曾开具王安石亲党三十人、蔡确亲党四十七人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