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公著曰：“自熙宁以来，因朝廷论议不同，端人良士例为小人排格，指为沮坏法度之人，不可复用。此非国家之利也。愿陛下加意省察。”上曰：“然。当以次收用之。”

这段对话发生在元丰元年（1078年）乙酉，而元丰四年后新官制行，神宗所以欲用司马光为御史大夫，则是要实践其“当以次收用”旧人的诺言。他大约认为熙宁变法之局已定，司马光纵有“异论”也不致触及到“国是”层次。但蔡确的话点醒了他，——神宗纵究还是担心执拗的司马光一旦进入权力中心仍会成为“异论”的“宗主”，使“方定”的“国是”再起波澜。所以，终神宗之世，司马光只能在奉敕撰修《资治通鉴》；及至书成进御的次年三月戊戌，神宗便逝世。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之间的激烈斗争同“国是”观念紧密关联，于此可见一斑。

“国是”的威力不但阻止了神宗兼用“新旧人”的计划，而且也使宰相陷入惊慌失措的境地。因为一旦持“异论”者复出并说动上意，“国是”变易，则宰相必将换人。这也就是王珪、蔡确两位新上任的左、右仆射听到神宗要起用司马光便“相顾失色”的原因。自神宗朝以来，至少在理论上，宰相是必须对“国是”负责；而在权力运行实践中，则是必须与“国是”同进退的。如“哲宗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允元祐所革一切复之。”（15）《宋史》卷二四二《宣仁皇后传》则记道：

　　哲宗嗣位，尊为太皇太后。驿召司马光、吕公著，未至，迎问今日设施所宜先。未及条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减皇城觇卒，正禁庭工技，废导洛司，出近侍尤亡状者；戒中外毋苛敛，宽民间保户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预知。又起文彦博于既老，遣使劳诸途，谕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且令疏可用者。……光、公著至，并命为相，使同民辅政，一时知名士汇进于廷。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

元祐年间，在宣仁支持下复出的司马光执政期间，尽废王安石新法。不过，宣仁、司马光们虽尽变神宗的“国是”，却不肯以“国是”的名目加之于元祐新政，而宁可自称为“复祖宗法度”。这是因为“国是”早已与熙宁变法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王安石一派的专用品了。

但神宗的“国是”在元祐朝被彻底推翻了，这个事实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故而尽管有“复祖宗法度”相标榜，宣仁殁后还是立即爆发了“绍述”运动。司马光派在元祐朝“复祖宗法度”——实即否定神宗“国是”——的政治举措，本就为新法支持者所不满，他们一直伺机重翻“国是”。而最早提出“绍述”观念的，是位叫邓润甫的人物：

　　元祐末，以兵部尚书召。绍圣初，哲宗亲政，润甫首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开绍述。（16）

邓润甫其人初由曾布推荐而得到王安石的重用，故其在元祐时期和曾布都没放弃对新法即神宗“国是”的信仰。司马光曾谕令曾布增损“役法”，布则辞以“义不可为”（17）。像曾布、邓润甫这样的人显然时刻期盼着重翻“国是”的。

那么，哲宗的心态和举措又如何呢？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他嗣位时年仅十岁，由祖母宣仁太皇太后听政，而如前所述，宣仁是信用司马光等旧派儒臣，力主变更神宗“国是”的。蔡·《铁围山丛谈》卷一云：

　　哲宗即位甫十岁，于是宣仁高后垂帘而听断焉。及濅长，未尝有一言。宣仁在宫中，每语上曰：“彼大臣奏事，乃胸中且谓何，奈无一语耶？”上但曰：“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如是益恭默不言者九年。……宣仁登仙，上始亲政焉。上所以衔诸大臣者，匪独坐变更，后数数与臣僚论昔垂帘事，曰：“朕只见臀背！”

《朱子语类》卷一二七记：

　　　　哲宗常使一旧桌子，不好，宣仁令换之，又只如此在。问之，云：“是爹爹用底。”　　

宣仁大恸，知其有绍述意。又，刘挚尝进君子、小人之名，欲宣仁常常喻哲宗使知之。宣仁曰：“常与孙子说，然未尝了得。”宣仁亦是见其如此，故皆不肯放下，哲宗甚衔之。绍述虽是其本意，亦是激于此也。

《宋史》卷三四○《苏颂传》则说：

　　　　方颂执政时，见哲宗年幼，诸臣太纷纭，常曰：“君长，谁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无对者。惟颂奏宣仁后，必再禀哲宗，有宣谕，必告诸臣以听圣语。及贬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颂，哲宗曰：“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此者。”

将以上三段资料参互读之，大体可以对哲宗的心态及其亲政后所以会即行“绍述”并贬元祐故臣的举措得到比较客观而又同情地理解。哲宗以十岁之少年而即天子之位，凡起用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人物乃至元祐朝司马光执政时尽变神宗之“国是”。悉由其垂帘听政的祖母宣仁作出决断。“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无对者”。每临朝，哲宗所见诸臣者仅“臀背”而已。少年的哲宗对于这种状况，尽管声言：“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但内心深处是很不满的。不肯更换一张曾是其“爹爹用底”“旧桌子”，虽为父子天性使然，但更是他内心深处不满情绪的一种渲泄。宣仁不仅了解乃孙的这番内在心结，更由此引申出“其有绍述意”即亲政后将重翻“国是”的忧虑，故而一面常以“君子、小人之辨”教诲其孙，一面对政事更加“不肯放下”。而这皆使“哲宗甚衔之”，其反抗情绪更为炽烈。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宣仁卒，哲宗亲政，总揽朝纲，终于有了将其压抑已久的不满之情全面发泄出来的机会。改弦易辙，尽复熙宁、元丰之旧，罢黜元祐旧党，乃至元符二年（1099年）章惇等进《新修敕令式》，哲宗见其中有元祐敕令修令者而很诧异地问曰：“元祐亦有可取乎？”（18）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事理之必至。所以，朱熹所说：“哲宗甚衔之。‘绍述’虽是其本意，亦是激于此也”，实在是很中肯的判断。

以上的描述，不过是北宋时期自神宗而损失宗几十年间的历史陈迹而已。但这几十年间的几经变易，都是在作为专制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或“同治”天下名义下进行的，而这其间涌动着的却又是波涛翻澜、惊心动魄的党争。所不同者，神宗在变法之初似以为绝大多数士大夫都会支持“新法”，而“新法”既行，尤其是他亲自主持的官制，更被钦定为“国是”，与其全部政治生命合为一体。作为“异论”之“宗主”的司马光本已通过曲折的渠道（如外戚、宦官等）对神宗的祖母（光献后）及其母（宣仁后）发生了重大影响，她们俩人早在熙宁初期便已向神宗“流涕为言安石乱变天下了”（19）。殆至神宗驾崩，宣仁“垂帘听政”，遂经其与司马光等士大夫“共定”元祐“国是”，将神宗所变之法尽行推翻，但这时的儒士群体不但已公开分裂为新、旧两派，而且旧派之内也开始分化为洛、朔、蜀三支了。至于哲宗亲政后，则是与邓润甫、曾布等士大夫“共定”“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的“绍述”“国是”的。这样的历史事实使“我们无法不承认‘国是’的观念这时已确成为宋代政治系统中一个不能缺少的环节，无论是君权或相权，其合法性都必须由‘国是’提供，否则便‘名不正，言不顺’了。”（20）

北宋时期与“国是”观念紧相关联的最后一场激烈的党争，发生在徽宗朝。《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记之曰：

徽宗有意复熙宁政事，起居舍人邓洵武党京，撰《爱莫之助图》以献，徽宗决意用京，……代曾布为右仆射。制下之日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顿首谢，愿尽死。（崇宁）二年正月，进左仆射。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而京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时元祐群臣贬窜死徙略尽，京犹未惬意，命等其罪状，首以司马光、目曰奸党，刻石文德殿门，又自书为大碑，遍班群国……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

此处所谓“两遭变更，国是未定”，第一次指的是元祐朝变更“国是”，第二次则指哲宗殁后、钦圣太后同听政的六个月期间（即元符三年正月至七月）所发生之事。后者据史载为：

　　　　徽宗立，请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以长君辞（按：时徽宗年十九）。帝泣拜，移时乃听。凡绍圣、元符以还，（章）惇所斥逐贤士大夫稍稍收用之。……才六月，即还政。明年（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正月崩，年五十月（21）。

钦圣力主徽宗继位，而章惇反对，赞成者则有曾布、蔡卞、许将等。所以，元符三年这一年的朝政布置基本上取决于钦圣的意向。如果说仁宗、英宗、神宗三代皇位在政治上都同情旧党，那末，钦圣虽不像光献、宣仁那样激烈地反对“新法”，但在感情和政见上也都是偏向于元祐旧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