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场新法”指的是王安石将以诗赋取士改为以经义取士。同书“与僧居则作《大悲阁记》”条亦载东坡供词：“意谓旧日科场以赋取士，赋题所出，多关涉天文、地理、礼乐、律历，故学者不敢不留意此等事。今来科场以大意取人，故学者只务空言高论，而无实学。以讥讽朝廷改革科场法度不便也。”苏轼对于王安石更改科场之法一贯持反对态度，早在熙宁四年（1071年），安石议订以经义取士之法时，他便上书加以反对（129）；该法实施后，便更屡言其不便。其他文人儒士对王氏的这一改革举措也不无反感情绪，如吕南公《与汪秘校论文书》云：“窃有所疑者，当今文与经家分党之际，未知秘校所取何等文耳？若尧、舜、以来，杨、马以前，与夫韩、柳之作，此某所谓文者。若乃场屋诡伪劫剽、穿凿猥冗之文，则某之所耻者。”（130）吕南公于熙宁中进士试不第后，“退筑室灌园，不复以进取为意”（131），其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耻于“场屋诡伪劫剽、穿凿猥冗之文”，亦即王安石改革场屋取士之法后用以取士的经义策论之文。可见，苏轼的反对意见具有一定代表性。当然，也不是所有旧党人物都反对以经义取士，如王安石的劲敌司马光就认为场屋以经义取士乃是“百世不易之法”。第四关是因政见不合而不容于时生发出的不平心境。《东坡乌台诗案》“与湖州知州孙觉”条记：

　　　　轼作诗与补觉云：“嗟余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直须举白便浮君。”轼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时事，是亦轼意言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说亦不尽。

所谓“言时事多不便”既指新法不便，又指推行新法者多不具、多谗谤。同书“游杭州风水洞留题”条载苏轼供其“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谗”句意云：“谓朝廷行新法，后来世事，日益艰难。小人务多毁谤，轼度斯时之不可以合、又不可以容，故欲弃官隐居也。”以上仅大略归类例举而已。被勘治的苏轼诗文，对新法的诸多条例如免役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等多有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体现了苏氏反对新法的政治观点和情绪。而台谏兴狱治案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这与庆历台谏仅据王益柔《傲歌》中的“戏语”就深文周内显然有别。

苏轼以诗文讥刺新法与台谏据以兴狱治案，是不同政见之争的产物，而苏氏讥刺新法的作品，无论是否切中要害，或者属于“诽谤”，要皆体现了其“言必中当世之过”（132）的创作精神。《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谓轼“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堪称史家的评。讽刺与美颂都是儒家诗学的传统，其中的讽刺尤为可贵。因此，在台谏推治“乌台诗案”期间，张方平曾上疏营救东坡，疏中即以儒家经典为营救之资：

　　自夫子删《诗》，取者讽刺，以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诗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当世之事，语出谤黩不恭，亦未见收而下狱也。（133）

张方平于庆历期间任台谏时曾参与弹劾王益柔《傲歌》“谤及时政”，并“列状请诛益柔”，但此疏却不乏理智。他以儒家文化中的诗学思想，肯定苏轼“讽刺”时事之作，并作为营救东坡的依据，这在儒家文化业已全面复兴的当时应该说是最具说服力的；也应该最有效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儒家诗学乃至整个儒家文化精神在复杂而又残酷的政见之争面前显得很是软弱，无法挽救苏轼坐狱遭贬的政治命运。或许可以说，随着苏轼被勘、被贬，儒家诗学在儒家文化与君主专制一体化而主导整个人文世界的背景下已经受到了严重践踏，再也难以具有孔子所谓“可以兴，可以怨，可以群”的精神了。

上举两例难以尽述党争背景下北宋儒者文士的命运，但以概窥全，我们对于历史的真实景象当不难想见。诛灭一切异己之见以捍卫一己绝对权威，这是君主专制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这种政治文化状况中所出现的党争，只能为君主专制政治利用。而绝不可能具有类于近代民主政治的意味。尽管党争中不同派别也都各持己见，但这也不能表明处于君主专制政治生活之中的儒者文士就真的可以畅所欲言了，范仲淹以至苏轼，无数北宋正直的儒者文士所遭遇的政治厄运不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吗？所可慰藉于世人者，就是正直的儒者文士，在其当世屡遭厄运，然其思想、学问、言论、行为与其人品，以及由此而透射出的儒家君子风范和大丈夫人格精神，彪炳史册，光照后人，成为铸造我中华民族不屈之脊梁的内在精神动力之一。

[注释]

（1）《东山存稿》卷一。

（2）《朱子语类》卷一二九。

（3）《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三书》。

（4）《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序》。

（5）欧阳修：《归田录》卷一。

（6）《荀子·儒效》。

（7）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孝宗论用人择相”条。

（8）王永熙：《宋代文学通论》第27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此部分对余英时氏《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册，三联书店2004年版）多有参鉴、节录，特此说明，并谨向余氏致意！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

（11）据《元丰类稿》，曾巩于神宗即位前不久，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为馆阁校正过《新序》一书。而以好学著称的神宗，读过此书，以至对孙叔敖之语颇为留意，应在情理之中。

（12）《朱熹的历史世界》（上）第254页。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二。

（14）《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15）《宋史》卷四七一《章惇传》。

（16）上书卷三四三《邓润甫传》。

（17）上书卷四七一《曾布传》。

（18）上书卷一八《哲宗纪二》。

（19）《邵氏见闻录》卷三引蔡京等所修《王安石传》。

（20）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册，第263页。

（21）《宋史》卷二四三《神宗钦圣皇后传》。

（22）上书卷四七一《曾布传》。

（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四“熙宁五年六月辛未”条引。

（24）《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

（25）《全宋文》卷一五一，第四册第440页，巴蜀书社1987年校点本。

（26）《汉书》卷三六《刘向传》。

（27）《全唐文》卷七○九，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

（28）上书卷六四五《对宪宗论朋党》。

（2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丙戌”条。

（30）同上“景祐三年四月丙戌”条。

（31）同上“景祐三年五月”附。

（32）《居士集》卷一七，《欧阳修全集》第124页，中国书店1992年排印本。

（33）《朱文公文集》卷一一《与延平李先生》。

（34）全祖望：《宋元学案序》。

（35）《朱子语类》卷八○。

（36）《能改斋漫录》卷二“注疏之学”条。

（37）张伯行：《朱子语辑略》卷八。

（38）《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

（39）《颜子所好何学论》，《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八《伊川先生文四·杂著》。

（40）《温国公司马光文集》卷二二《上仁宗论谨习》。

（41）《新五代史》卷五四《冯道传》。

（42）《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

（43）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八《上资政晏侍郎书》。

（44）《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45）《论语·泰伯》。

（46）《温国公司马公文集》卷六四。

（47）参见《范文正公集》“附录”《言行拾遗录》卷一。

（48）参见《宋史·李觏传》。

（49）参见上书《张载传》。

（50）见《欧阳修全集》卷首，世界书局1936年版。

（5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熙宁三年四月甲申”条。

（52）上书卷六八“熙宁三年八月乙丑”条。

（53）上书卷六九“熙宁四年八月辛丑”条附。

（54）上书卷七一“熙宁八年十月庚寅”条附。

（55）上书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乙丑”条。

（56）上书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丁酉”条。

（57）上书卷二二六“熙宁四年八月己卯”条注引林希《野史》。

（58）《王荆公诗注》卷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九“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条亦载范仲淹此论。

（5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九“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条。

（60）同上。

（61）郎哗：《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首。

（62）引自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文章邪正”条。

（63）《苏轼文集》卷六三《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

（64）李薦：《师友谈记》。

（65）王世贞：《书苏诗后》。

（66）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

（67）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68）《东坡七集·奏议集》卷九《杭州召还乞郡状》。

（69）《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四《万言书》。

（70）《东坡七集·奏议集》卷九《杭州召还乞郡状》。

（71）《东坡续集》卷四《与滕达道书》。

（72）《宋史·苏轼传》。

（73）《东坡七集·奏议集》卷九《杭州召还乞郡状》。

（74）《宋史·苏轼传》。

（75）《宋史》卷四四四。

（76）吴垌：《五总志》。

（77）《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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