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辅之……熙宁中为职方郎中、广南转运使。蔡持正（确）为御史知杂，摭其《谢表》“清有时味，白首无能”，以谓言涉讥讪，坐降知虔州以卒。……后数年，兴东坡狱，盖始于此。而持正竟以诗遣死岭外。

这几起文字狱均由台谏炮制而成。蔡确于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御史知杂事邓绾举荐为监察御史里行，至元丰二年（1079年）五月除参知政事，其间历任御史知杂事、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史称其在此其间“皆以兴狱以夺人位”，并“屡兴罗织之狱”（121）。他曲解汪辅之《谢表》文字，使之坐“讥讪”之罪、降知虔州以卒，就是其中的一例。但蔡确于元祐四年（1089年）反被梁焘、刘安世、吴安诗等台谏罗织成“车盖亭诗案”，贬死岭南新州，这倒应了恶有恶报的俗语，很富有讽刺意味。从中不难想见熙宁——元祐时期，台谏对“文字”的监控程度和力度；无怪乎刘邠看了苏轼其寓其政治情怀的小词后，顿生担忧，旋作《见苏子赡所作不诗因寄》相诫：“灵均此秘未曾睹，郢客探高空自欺。不怪少年为狡狯，定应师法授微辞。”（122）该诗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四年以后，刘邠的担忧便成了现实。与汪辅之相同，苏轼于该年中每次因“文字”罹祸，亦由谢表引起：元丰二年（1079年）二月，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到任时循例进《湖州谢上表》，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及御史中丞李定等先后据以弹劾，遂成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何正臣奏曰：“臣伏见祠部员外郎、真史馆、知湖州苏轼《谢上表》，其中有言：‘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惊叹。夫小人为邪，治世所不能免，大明旁烛，则其类自消。固未有如轼为恶不悛，怙终自若，谤讪讥骂，无所不为。道路之人，则又以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惟恐不甚。……今法度未完，风欲未一，正宗大明赏诛，以示天下。如轼之恶，可以止而勿治乎？”（123）但朝廷并未立即采取治罪行动。同年七月二日，御史中丞李定上疏弹劾苏轼，径言“轼有可废之罪四”，而四条罪款又无一不是针对苏轼以诗文讥刺新法、制造混乱而立的。（124）同日，舒亶与之相配合地上疏弹奏，具体罗列了苏轼讥刺新法的诗文：“轼近上《谢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且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为不少，然其大，不过文乱事实，造谗说，以为摇夺沮坏之计；其次，又不过腹非背毁，行察坐伺，以幸天下之无成功而已。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讟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关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定是闻诏解意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镌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125）舒亶还缴上苏轼印行的诗稿三卷以为佐证。于是，神宗立刻诏命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定立案推治。

八月十八日，苏轼自湖州入御史台狱。二十日，台谏初勘。苏轼其供云：“除《山村》诗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二十二日，“又虚称更无往复诗等文字”；二十四日，“又虚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等应系干涉文字”；直至三十日，苏轼始供出：“自来与人有诗赋往还人数姓名”（126）。这一供，遂使“乌台之勘”给当日其他文人儒士带来了牵连之祸。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条，经过四十多个月的勘治，此案的结果终于揭晓，被贬、受责者有：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绛团练副使、附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著作佐郎、签书应天府判官苏辙监筠州盐酒税务；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务；太平少师致仕张方平、知制诰李清臣罚铜三千斤；端明殿学士司马光、户部侍郎致仕范镇、知开封府钱藻、知审官东院陈襄、京东转运使刘邠、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知福州孙觉、知亳州曾巩、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刘挚、著作佐郎黄庭坚、卫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吴琯、知考城县盛侨、知滕县王安上、乐清县令周邠、监仁和县盐税杜子方、监澶州酒税颜复以及选人陈珪、钱世雄等，各罚铜二十斤。

在这次文字狱中，被贬或责罚者，共计二十五人，其中绝大部分与苏轼一样不赞成乃至反对王安石变法，可见这是一次典型的以“文字”全面排击政敌异党的政治事件。但与此前的“奏进院案”相比，“乌台诗案”又有自身的特点：其一，治有确证而非深文周内。苏轼自熙宁以来本就一直反对安石变法，写了不少讥刺新法的诗文，而由于其文名和诗艺之高，致使“传乎人者甚众”（127），故台谏奏以勘之，实乃事出有因，非深文周内也。在被勘的作品中，大致可以分为四关：一类是切中新法病民之弊者，如《东坡乌台诗案》“与王诜往来诗赋”条记：“（《戏子曲》）又云：‘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言鞭箠此等贫民，轼平生所惭，今不耻矣，以讥讽朝廷盐法大急也。……又，《山村》第二首云：‘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意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意山中之人饥贫无食，虽老犹自采笋蕨充饥。时，盐法峻急，僻远之人无盐食，动经数月，若古之圣人，则能闻《韶》意味；山中小人，岂能食淡而乐乎？以此讥盐法太急也。”第二类是述新法不利地主行政官员生活之情状，如《东坡乌台诗案·和李常来字韵》条记：

　　熙宁八年六月，李常来字韵诗一首与轼，即无讥讽。轼依韵和答云：“何人劝我此中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沾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酒涕循城掩弃骸。为郡鲜欢君莫笑，何如尘土走章台。”此诗讥讽朝廷新法减削公使钱太甚，及造酒不得过百石，致管弦生衣甑有尘。……

同书“为王安上作《公堂记》”条亦载苏轼供词云：“此记大率讥讽朝廷新法以来减削公使钱，裁损当直公人，不许修造屋宇，故所在官舍，例皆坏陋也。”宋制，各路州军皆给公使钱，用以宴请、馈赠和官员赴任、罢官及入京往来、修葺官舍时费用，并设公使库，经营回易、开抵当、卖熟药、酿公使酒。但据《文献通考》卷二三《国用》：“自（熙宁五年）专置（中长）司，继以旁通目子，而天下无遗利，而公使钱始立定额，自二百贯至三千贯止。州郡所入，才醋息、房园、祠庙之利，谓之收簇。守臣窘束，屡有陈奏。（原注：谓如本州额定公使钱一千贯，则先计其州之收坊场、园地等项课利钱若干，却以不系省钱贴足额数。然诸项课钱逐年所收不等，或亏折不及元数，而所支不系省钱、贴足之钱更不增添，则比额定数有不及一半者，此其所以窘束也。）”对公使钱进行定额管理是王安石新法对地方财政严加控制，使财政进一步集权化的一个表现，也是新法给地方财政带来困难的表现之一，致使“守臣窘束，屡有陈奏”。而苏轼则以文学作品反映了其时守臣“窘束”的情状。不过，减削公使钱对抑制地方官员铺张浪费或滥支公钱取得了一定效果，故而邵雍《无酒吟》诗云：

自从新法行，尝苦樽无酒。

每有宾朋至，尽日闲相守。

必欲丐于人，交见自无有；

必欲典衣买，焉能得长久。（128）

邵氏终生布衣，在洛阳生活于文彦博、富弼、王拱辰、司马光等人的社交圈子里。在他们的资助下，邵雍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并于天津桥边拥有豪华住宅。他在此诗中埋怨新法使他费用拮据，交游稀少，又“尝苦樽无酒”，这当与东坡“绿蚁沾唇无百斛”一样，是减削公使钱的结果。第三类是讥刺场屋取人之法。《东坡乌台诗案》“知徐州作《日喻》一篇”条记：

　　　　元丰八年，轼知徐州。十月十三日，在本州监酒、正字吴琯锁厅得解，赴省试，轼作文一篇，名为《日喻》，以讥讽近日科场之士但务求进，不务积学，故皆空言而无所得，以讥讽朝廷更改科场新法不便也。

“科场新法”指的是王安石将以诗赋取士改为以经义取士。同书“与僧居则作《大悲阁记》”条亦载东坡供词：“意谓旧日科场以赋取士，赋题所出，多关涉天文、地理、礼乐、律历，故学者不敢不留意此等事。今来科场以大意取人，故学者只务空言高论，而无实学。以讥讽朝廷改革科场法度不便也。”苏轼对于王安石更改科场之法一贯持反对态度，早在熙宁四年（1071年），安石议订以经义取士之法时，他便上书加以反对（129）；该法实施后，便更屡言其不便。其他文人儒士对王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