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益柔今存“醉卧北极遣帝去，周公孔子驱为奴”（107）一联，纯系酒后“戏语”，而台谏却“希望沽激，深致其文”，指为“谤及时政”，“列章墙进，取必于君”（108），终成大狱，借以将范仲淹为核心的新政集团一网打尽，根除了其在朝势力。至于王拱辰、张方平、鱼周询、刘元瑜等台谏之所以能以这种“过激”行为取信仁宗，彻底击败异敌异党，则一方面乃基于以“人主之耳目”为特征的台谏制度以及由仁宗“优容”而成的台谏“必以诋讦而去为贤”的性能与势力，另一方面，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即与庄献明肃刘太后驾崩前后由仁宗亲政问题引发的党争，以及仁宗亲政后对刘后势力纠缠不清的清算有关。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六皇子祯即位，是为仁宗。仁宗即位时年仅十三岁，故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在长达十一年的刘太后听政时期，多斥异端。用亲信，刘氏驾崩后，“言者多追斥太后时事”，而仁宗“不忍闻”，故亲政后，“诸尝为太后谪者皆内徙，死者复其官”（109）。刘太后垂帘听政的后期，范仲淹曾奏请撤帘还政，遭晏殊责斥；刘太后驾崩后，范仲淹却又奏请仁宗：“太后保佑圣躬十余年，宜掩小过以全大德，戒中外无得言垂帘事。”但仁宗却“与夷简谋，以张耆、夏竦、陈尧佐、范雍、赵稹、晏殊皆太后所任用，悉罢之，以李迪同平章事，焚垂帘仪制”（110）。仁宗本非刘后所产，其生母是李宸妃。刘太后无子，仁宗在襁褓中即被其取为己子养之，“人畏太后，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农不自知为（李）妃所出”，迨至刘氏驾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111）。李宸妃卒于明道元年（1032年），时，刘太后仍在位而“妃死以非命”云云则使仁宗“号恸顿毁之余”，不免疑窦丛生，以至加深了对刘太后政权的忌恨，故而欲一力清算刘后势力。又，天圣二年（1024年），刘太后立平卢节度使郭崇孙女郭氏为仁宗皇后，但“非上（仁宗）意”，而“（郭皇）后对夹庄献（刘太后）势，颇骄”，这使仁宗更有受制于刘太后势力的感受。至刘太后驾崩，“上稍自纵。吕夷简以前罢相，故怨后，而范讽与夷简相结，讽乘间言后当废，夷简赞其言”，仁宗自然同其意，郭后遂被废为净妃、王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乐宫。在废后期间，右司谏范仲淹、御史中丞孔道辅等十余名台谏伏庭奏争“皇后不当废”，仲淹还与夷简怒争于庭，为仁宗所恶。范仲淹旋贬睦州，孔道辅亦出知秦州（112）。此为废后之争。双方之是非姑置不论，有一点史实是须当明了的，即郭皇后被废与范仲淹、孔道辅等台谏被贬都是由仁宗清算刘太后势力引起的。

北宋党争，滥殇于仁宗朝，开其端绪者则为明道废后之争，余波所及，则有景祐三年（1036年），知开封府范仲淹“以吕夷简执政，且曰：‘汉武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113）他将吕夷简比作汉代佞臣张禹，而吕夷简则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因之而又“被贬饶州，其同志欧阳修、尹洙、余靖亦被逐出朝廷；御史中丞韩渎更望风承旨，奏诸“以仲淹朋党谤诸朝堂”，仁宗从之。史称吕夷简“在中书三[二]十余，三冠诸相，言听计从。有宋得君，一人而已”（114）。其间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吕夷简在仁宗亲政后清算刘太后势力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葬仁宗生母李宸妃时，刘太后本欲以一般宫妃之礼葬之，夷简却奏请“礼从厚”；刘太后已察觉其意，故谓：“卿何为间我子母？”夷简对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于是，以太后之礼厚葬李氏（115）。这无疑又赢得了仁宗的好感。在景祐党争中，吕夷简以“朋党”及“离间君臣”之名击败范党，固然切中了“帝王最恶者是朋党”的心理，但他在仁宗亲政前后与仁宗建立的这层关系不能不说是起了重要作用。况且，景祐范、吕之争与明道废后之争本就有着密切的联系。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吕夷简因疾“固请老”，以太尉致仕。其时，仁宗已起用范仲淹等人准备改革时弊，试图有所作为。但有志于通变救弊的某些儒臣把长期以来的积弊仅仅归咎于吕夷简的弄权，如谏官欧阳修屡屡上书，弹劾夷简为相期间“专夺主权，胁制中外”，致使“四邻多垒，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纪纲大隳”，“罪恶满盈，事迹彰著”，而“夷简之罪，莫大于因私憾而预瑶华之议（指废郭后之事），因边事忌富弼之能；夷简之功莫大于释仲淹之宿怨，容孙沔之直言”（117）。欧阳修抨击吕夷简隳乱纪纲，“罪恶满盈”，当然也包括了其助仁宗废后之事，这当然是承接了景祐之争的余绪。吕夷简本与由范仲淹新政引发的庆历党争并无直接关系，但欧阳修的这些不无意气的弹劾却再次诱发了仁宗在亲政后对刘太后势力倾力清算地积淀下来的特殊心理，加以当保守势力重操景祐吕夷简故技，以“朋党”之名攻讦范仲淹时，欧阳修公然宣扬“君子有党”论，这更使仁宗心存芥蒂。所以，到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谣言四起，范仲淹不得已而托河东有警之辞离开朝廷时，仁宗未予固留，任其一走了之。同年十一月，为了进一步倾陷仲淹及其同党，台谏以《傲歌》“戏语”为奇货，竟能取信仁宗，兴狱治案，无疑亦正迎合了仁宗的这种特殊心理。

由上述可知，庆历党争虽由范仲淹新政引发，但从历史渊源观之，又是前此的废后之争和范、吕之争的延续与发展。台谏以文字排击政敌，根除异党势力的“过薄”之举，固然基于不同的政见及其“必以诋讦而去为贤”的品性，但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与仁宗在景祐废后之争中业已积淀下来的特殊心理息息相关。而这一政治事件严重伤害了有志之士的政治理想，也影响了其政治命运，其中尤以苏舜钦为最。“进奏院案”结案后，苏舜钦在《与欧阳公书》中很具感情地说：

　　国朝本以仁爱抚天下，常用宽典，今一旦台中（台谏）蓄私憾结党，绳小过以陷人，审刑持深文以逞志，伤本朝仁厚之风，当途者得不疾首而叹息也！……舜钦年将四十矣，齿摇发苍，才为大理评事。廪禄所入，不足充衣食。性复不能与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必未至饿死。故当缄口远遁，不复更云。但以遭此构陷，累及他人，故愤懑之气不能自平，时复嵘·于胸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间无所赴诉。天子仁圣，必不容奸吏之如此，但举期无一言以辨之，此可悲也！（118）

所谓“累及他人”，即指参与祀神宴会的王洙等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属于范仲淹新政集团，只是在王振宸、章得象一党倾陷范仲淹一派即欧阳修自称的“君子党”中充当了替罪羊。其中唯有苏舜钦、王益柔同杜衍、范仲淹有着明显的党同之处，舜钦更具异常强烈的救弊图治、兴致太平的热望和政治理想。庆历四年五月，他作《上范公参政书》，对范仲淹的新政改革提出尖锐批评，认为仲淹变革之勇气“少衰，不锐于当年”，以致“今所建事，不合指极”，所谓新政缺乏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并附《咨目七事》，极论弊政当革，主张治标须治本，多所建树（119）。但在这场党争中，不仅连被苏舜钦批评为“不合指极”的新政很快失败，舜钦自己也遭谤坐狱，被革职为民。故其“不能自平”的“愤懑之气”非独在“进奏院案”“累及他人”而生，更主要的是来自他自己不幸的遭遇和其所受到的政治理想的重创。景祐三年（1036年），范党遭贬，苏舜钦作诗颂扬范仲淹、欧阳修、尹洙“大议摇岩石，危言犯采旒”的“直节”精神，并劝慰“吾君思正士，莫赋《畔牢怨》。”（120）《畔牢怨》及汉代扬雄所著；据《汉书·扬雄传》云：“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怨》。”颜师古注谓：“畔，离也；牢，聊也。与君相离，愁而无聊也。”舜钦以“莫赋《畔牢怨》”相劝，意即告诫范仲淹等不要为暂去国，愁而无聊。而他自己在获罪闲居吴门，面对被革职为民的命运时，“畔牢怨”则成了其所作《独步沧浪亭》、《冬夕偶书》、《西轩垂钓偶作》诸诗的主题。这种变化后了的心态，伴随着他度过了生命的余年。尽管庆历八年（1048年），朝廷恢复了其官职，并除湖州长史，其未上任，就在疾病与愤懑交加上弃世而亡了。

（二）“乌台诗案”与熙、丰党争。

“进奏院案”开启了北宋党争以“文字”排击政敌异党的先声，在其后的新旧党争中，以“文字”罪人遂成定制。我们从中看不一丝一毫的民主政治意味。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六载：

汪辅之……熙宁中为职方郎中、广南转运使。蔡持正（确）为御史知杂，摭其《谢表》“清有时味，白首无能”，以谓言涉讥讪，坐降知虔州以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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