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孟子“孔子作《春秋》”说提出非议。孟子曾言“孔子作《春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65）此说影响极为深远，宋代理学家更深信不疑，如朱熹本之而谓：“孔子作《春秋》以讨乱喊，则政冶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66）而叶适则起而对之发难，指出：

孟子言《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之所以代天子诛赏；……今以《春秋》未作以前诸书详考，乃有不然者。

他认为，孔子只是鉴于旧的载事之史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然而《春秋》非独鲁史记之名，孔子之于《春秋》，盖修而不作”。他又批评孔子作《春秋》是“天子之事”的说法道：

善恶所在，无问尊卑，凡操义理之柄者皆得以是非之，又况于圣人乎？乃其职业当然，非侵人主之权而代之也。然而《春秋》者，实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不知孟子何为有此言也？

在他看来，孔子对《春秋》“修而不在”，其中明辨是非只是类于史官的职责，而绝非代天子行诛赏。他进而指出孟子此说对后世的不良影响：“后世之所以纷纷乎《春秋》而莫知其底丽者，小则以《公》、《谷》浮妄之说，而大则以孟子卓越之论故也。”（67）

（四）指责孟子急于求成，不切实际。叶适对孟子的大多政见都有所批评，如谓：孟子“徒讲经界井地，何益治乱哉？”（68）如此等等。而他综论孟子的政冶思想，归结其病根在“轻进其君于道”而“又重绝其君于利”，完全从心术出发来判定为政之公私得失，指出这虽然陈义甚高，但并不切合实际，对现实政治实践几无裨益。他说：“夫指心术之公私于一二语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远，迷复当路，焕然昭苏，宜若不待尧、舜、禹、汤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当是时，去孔子殁虽才百余年，然齐、韩、赵、魏皆已改物，鲁、卫旧俗沦坏不返，天下尽变，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顾，但言‘以齐王由反手也’。若宣王果因孟子显示，暂得警发，一隙之明，岂能破长夜之幽昏哉？盖舜、禹克艰，伊尹一德，周公无逸，圣贤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机括，后之儒者无不益加讨论，而‘格心’之功既终不验，‘反手’之治亦复难兴，可为永叹矣！”（69）

上述诸儒作人非孟的原因很多，如司马光主要是基于其学术上的辨析，依据着疑古观念而对孟子提出质疑；李觏主要是从尊王强国的政治角度力反孟子，故其推崇能够维系“君君臣臣”社会秩序的“孔子之道”而斥“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晁说之是因恶王安石而对孟子产生反感；陈亮、叶适等人则主要是在与理学家的激烈论战中，依据其事功之学的立场而形成岁展起非孟思想。这些儒者对孟子的怀疑、贬仰、批判以至否定，从另一个侧面推动着儒学的发展，并使两宋儒学呈现出吹万不同的面貌。就是说，不仅非孟思想自身对儒学发展有其独特贡献，而且其所形成的强烈挑战亦促使并深化着宗孟者的理论思考，这对以理学为主体的正宗儒学的发展无疑有刺激之功。　　　　

本文行将结束之际，尚有几端需要概析，述于下，以作结语：

其一，宋儒各以其学体会孟子，如以《易》学各家的邵雍谓：“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是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所谓善用《易》者也。”（70）这就把孟子当作一位其言“未尝及《易》”而又能“善用《易》”、存“《易》道”的真正《易》学家。因此，如果从学术层面上条分缕析，宋儒之孟子观可谓类型繁多，但综而论之，则不外构成了宗孟与非孟两大思潮。

其二，宋代的宗孟者好从“道统”角度论断孟子的历史地位，这除了表达出其对孟子的尊崇之意外，还有其要自续“道统”的含义在内。这在唐代已由韩愈开其端绪，宋代宗孟者、尤其是理学家们（无论是朱学者或者陆学者）更紧随其后地倡而论之。与之相对立的非孟者，其对孟子的怀疑、贬抑、批判以至否定，一方面是对当世日益高涨的宗孟思潮的反弹，另方面则是要通过对孟子的非议来表明其自承“孔子本统”。如叶适之非孟，其真正用意乃是要宣示只有由其集大成的渐东事功学派才是“嵇合于孔氏之本统”的儒学本质精神之所在。这科以遥接“孔氏之本统”自命的心态，非独叶适有之，在其他非孟在那里也同样存在。自许“道统”之传人而又站在卫护“道统”的立场上排斥他家他派他人的思想，绝非仅仅只是宋代宗孟或非孟者的一大特色，而贯是贯穿中国儒学史的一大传统。

其三，宗孟与非孟两大思潮相互对立、斗争地存在着。二者之间的激烈交锋构成有宋一代儒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非孟者固然时时将批判的矛头指出宗孟者（这在南宋时期表现得尤为显明），而尊孟者亦不时对非孟思潮予以猛烈反击，如北宋时的余隐之作《尊孟篇》逐条反驳李覯、郑叔友等人的贬孟之说；南宋时的朱熹则撰《读余隐之<尊孟篇>》，在余文基础上对非孟思潮进行系统而又严厉地批斥。倘若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做统一审察，则诚如邱汉生先生所说：“贬孟与尊孟的论争，从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绵历一百年之久。这反映了在农民起义指斥封建统治阶级‘安有此理’的时刻，统治阶级图谋修补统治思想、寻找思想武器的惶急情状，也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郭的学术思想的分歧。”（71）

其四，综两宋而论之，宗孟思潮不仅是主流，并且，两大思潮的角逐乃是以宗孟思潮的胜利而告终结的。其后，与理学影响日大，尤其是程朱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相适应，孟子的“亚圣”地位愈益稳定地确立了下来。这种权威地位是很难憾动的，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钱）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72）。由此可见，朱元璋以帝王之尊也无法改变孟子的地位，而以儒自命的文臣则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使孟子的地位受到丝侵犯。但这又并不意味着非孟思潮从此完全消声灭迹。事实上，作为一股伏流，它始终存在着，一旦时机适宜便会有所涌现。如明代中后叶，人们开始逐派从程朱理学教条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此时的一些思想家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同时，亦对孟子提出非议、指责，如赵贞吉谓：“往予读荀卿之讥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未尝不骇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回视孟子之禽兽杨、墨，则窃谓持论之过严矣。夫二子之学要有所本也，墨子本于禹，杨子本于黄帝、老子；二子皆当世高贤，其学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则非二子之罪也。遽极其讨伐而拟诸禽兽焉，非不深究先王之学术亦各有在之过乎？谓之‘略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者，尝谓：‘孔子，自生民以来所未有。’则于孔子之前上圣至人诚亦有所不暇考，乃荀子之言亦未为过。……夫海翁法孔、孟，法尧、舜。尧之授舜则曰‘执中’，而子思训‘中’为‘喜怒哀乐之未发’；翁则以为自婴儿以及老死，无一息非已发，其‘未发’者特未尝发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共末年乃叹师门尝以为教，顾已狂于训诂古义，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叹，不知翁之将姑为是谦退耶，抑所造实若此耳？夫使翁之所造实如此，则翁之所法孔子之统者何者？”（73）

［注释］

（1）《韩昌黎全集》卷十一《读荀》。

（2）东汉赵歧注《孟子》，尊孟子为“亚圣”，又说汉文帝曾设置过《孟子》“传记博士”。但“亚圣”之称仅为赵氏个人之见，从未被宋以前的官方和大多数儒者所认可，而“传记博士”一事并未见载于《史》、《汉》，故即使存在过，一定为时甚短，且几无影响。

（3）见《宋元学案》卷四十《横浦学案》。

（4）同上。

（5）参阅《河东先生集》卷六、《孙明复小集·二》。

（6）《河南程氏文集》卷十。

（7）《宋元学案》卷一四《明道学案下》黄百家案语。

（8）《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

（9）《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见《宋元学案》卷六十三《勉斋学案》。

（10）《陆九渊集》卷一《与李省幹·二》。

（11）参阅上书卷一《与侄孙浚》。

（12）上分卷十《与路彦彬》。

（13）苏洵曰：“自孔子没，百有余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数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子后乃稍阔远，二百余年而杨雄称于世。杨雄之后不得其继，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