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儒家的圣殿里，孟子踞于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席位上，但如此显赫的地位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被逐渐抬高起来的。《史记》以孟、荀合传，《汉书·艺文志》把《孟子》置于诸子略；由此可见，秦汉学者只是把孟子当作有影响的大儒，视《孟子》为子书，而绝非以圣人圣典的眼光来仰视孟子其人其书。唐代韩愈始崇信孟子，他撰《原道》而以孟子为儒家“道统”的嫡传，并且认为只有“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宜行”（1），将研读《孟子》作为入圣的不二法门。五代时的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包括《孟子》在内的“十一经”，宋太宗又加以翻刻，《孟子》始由子书而跃升为经典。（2）孟子其人其书自此日益为世人注重。程朱理学家表彰《四书》，《孟子》是其中之一。元、明、清三代统治者均将程朱理学钦定为官学，《四书》及理学家为之所作注解被著为功令，天下士子自然要将《孟子》及朱熹为之所作集注读得烂熟。元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诏封为“亚圣”，从此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偶像，天下人都必须对他顶礼膜拜。

不过，在宋代，抬高孟子的地位虽为儒林主调，但也还有儒者弹奏出对孟子或疑或非、或黜或贬的言符，以至逐渐形成发展起“宗孟”与“非孟”两大思潮。这里试对宋儒孟子观作一述论，看看各种类型的儒者究竞是怎样看待、评议孟子的，孟子对宋儒又有哪些影响？以期更全面地了解两宋儒学，并从一个侧面深化对宋学的研究。　　　　　　　　　　　　　　

宋儒多以称道口吻评析孟子，而最典型者则为南宋时期的施德操。他作《孟子发题》，谓：“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气，二也；辟杨、墨，三也；黜王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发孔氏之所未谈，述《六经》之所不载，遏邪说于横流，启人心于方惑。”并认为：“尧、舜之道，自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自孟子得其传，然后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其所以发明斯文、开悟后世者至深矣。”（3）但在宋儒中像如此以“功”评孟者并不多见，且其说亦不为时人所许，如与施德操为“心交”的张九成即认为此说“亦是一见，然谓之‘功’，似亦未善。”（4）

承韩愈之流风遗韵的宋儒，北宋初期的柳开、孙复已有孟子“得圣人之道”，或孔子殁后，“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巨”等赞辞。（5）迨理学家出，更明倡“道统”论，并愈益据之表彰孟子。程颐《明道先生墓表》谓：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程颢）生于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史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6）

这就不仅确认了孟子在儒家“道统”传承上的正宗地位，而且还以其兄程颢为孟子之后唯一接续“道统”的醇儒，其历史地位远远超迈了韩愈。此论影响深远，“自斯言出，后人群然无异辞也”（7）。“无异辞”的理学家们无不据之而述其“道统”观，如被后世史家称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说：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接乎孟子之传，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谅又而与有间焉。（8）

其弟子兼女婿黄幹认为：`圣人“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故能参天世、赞化育而统理人伦。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发明道统以示灭下后世者，皆可考也。”他如数家珍地历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统”授受源委，又以颜回、曾参为亲受孔子“道统之传者”，而孟子则为“得统于子思者”，并称周子（敦颐）为“继孔、孟不传之继者也”；“二程得统于周子者也”；“先师文公（朱熹）之学见之《四书》，而其要尤以《大学》为入道之序，……此又先师得统于二程者也”。他总结性地说：“圣贤相传，垂世立教，灿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9）黄幹在为其师所作《行状》中又言简意赅地写道：

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统其绝，至先生而始著。

这纹话被採入《宋史·道学传·朱熹传》，并加按语，谓：“识者以为知言。”可见此说是被正宗史家视为定论的。

力倡心学而与朱熹理学相异趣的陆九渊也从“道统”角度确认孟子在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并借之以自重。他不仅认为孔子之后，“传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自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乃得其传者，外此则不可以言道”（10），而且更认为孟子以来的千五百余年间，尽管儒者甚众，但皆不可“曰尧、舜之道，续孔、孟之统”，即使是“研道益深、讲道益详”的伊洛诸贤，虽然“志向之专、践行之笃乃汉唐所无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谓盛矣”，却也未能“有以承三圣”。（11）在他看来，真正能承孟子之绪而独得圣学“道统”之嫡传者，唯其自任，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12）

理学家以外的儒者亦喜作此类议论，和苏洵以孔子一一孟子一一荀子一一杨雄一一韩愈为儒家“道统”的传承之序（13）；其子轼则推韩愈、欧阳修为孟子之后的“道统”传人（14）。

晁补子亦曰：“孔子没，孟轲氏作；孟轲氏没，荀况、杨雄氏没，圣人之道殆不传……”（15）诸如此类的议论，不胜烦举。要其所论，虽与理学家之言不尽相同，但都从儒家“道统”传授立场推尊孟子，肯认其历史地位。

宋儒鼓倡“道统”论，既以之与释家的“法统”相颉颃，又藉此自许独自掌握真理，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狂妄自大的独断态度。而就本文论旨来说，这种“道统”论对提升、确立孟子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从而通过承继、弘扬孟子思想（或思孟之学）以创新性地开出儒学发展新局面，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来，唐以前的儒者对其津津乐道的“圣人之道”多习称为“周孔之道”或“孔颜之道”，孟子不仅未曾享有“亚圣”美誉，且其地位还不如孔子高足颜回。（16）但自韩愈竭力表彰孟子，宋儒又紧随斯地从“道统”角度加以大力推崇，孟子地位遂大大升格，《孟子》迅速由子书而为经典。指称“圣人之道”的提法亦手之相应地由“周孔之道”或“孔颜之道”改为“孔孟之道”，如北宋时的王禹偁说：“书契以来，以文垂教者，首曰孔孟之道。”（17）南宋时的胡安国也有“孔孟之道”的提法：“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程）颐兄弟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也。”（18）从此，“孔孟之道”就成为代称儒家正宗之学的专有名词。这无疑是中国儒学史上十分值得注意的重要环节。　　　　　　　　　　　　　　　　

宋儒不仅基于其对“道统”的体认而大力揄扬孟子，而且无论在立身处世、或者在思想观念上，也都深受孟子其人其学的影响。这后一方面是很重要的。正是通过这方面，宋儒将孟子的人格精神内化为自己的精神生命，并在自身的行为实践中充分展现出来。同时，他们又通过对孟子思想的抉发、阐扬而开新了儒学，使儒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正是透过这后一方面，才真正在人们、尤其是士大夫心目中树立起孟子的“亚圣”形象。

孟子的人格精神对宋儒的立身处世影响甚大。我们知道，孟子主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应该是“道”尊于“势”而不应是“道”屈于“势”，换言之，作为“道”之载体的士应该挟“道”自重而不应自损人格，在权力的淫威下俯首贴耳。他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19）他据之而把自己摆在同王公大臣平等的位置上，到处“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20）。孟子的这种人格精神和处世态度，为宋儒所深深称道，如程颐谓：“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轲则可。盖二人者，处宾师之位，不往所以规其君也。”（21）苏轼亦曰：“昔者子思、孟轲之往，不见诸侯而耕于野，比闾小吏一呼于其门，则掇衣而从之。”（22）

宋儒不仅对孟子表示出由衷的赞佩之情，而且还在自身的人生实践中处处以孟子为典范，故其气节凛然，很为后世史家推重。如刘安世（23）“正色立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为谏官，面折廷诤，至雷霆之怒赫然，则执简恪立，侯天威稍霁，复前极论。一时奏对，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观者皆汗缩竦听，目之为‘殿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