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君主惩治贪官污吏、打击地主豪强时，往往打出为小民解除疾苦的旗号，朱元璋也不例外。他痛斥腐败官吏和作恶豪强“靠损小民”（41），标榜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便于细民”（42）。这使得封建专制政权看起来好像是凌驾于两大对抗阶级之上的起着仲裁作用的机关，很容易对被剥削阶级产生麻痹作用，使他们把解除痛苦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不再去进行反抗斗争，或者在斗争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实际上，包括朱明王朝在内的任何封建专制主义政权所代表的只能是地主阶级利益，而绝不可能真正为民谋利的。在四编《大诰》中，朱元璋不时以关心人民的面貌出现，但他同时又断然主张“官有差等，民有富贵”不容改变：“富贵贫贱，神明之鉴焉。有德有行者至于贵；阴骘无疵者至于富；德行俱无，阴骘杳然，刁顽奸诈至于贱。此数说也，宰在天地鬼神，驭在当世之君”。无论“居处、器皿、服色、首饰之类”都要严格按贵贱等级，“敢有违者”“坐以重罪”（43）。对于敢向地主进行斗争的佃农则须予以镇压、法外加刑，如安吉县金方“佃租本县沣俊二田一亩二分，两年田租，不行交还。其沣俊二赴金方家索取，本人反行嗔怪发狠，将沣俊二作害民豪户帮缚，骗要本人黄牛一只、豕一口，宰请众人饮吃，又虚勒要沣俊二已收田租并不曾骗要牛只文书二纸，然后将沣俊二帮缚前来，如此骗害良民”，朱元璋将之“枭令示众”。（44）又如乌程县民余仁三等二十九名，“系本县富民游茂玉佃户。游茂玉为见水灾余仁三等各各缺食，将自己粮米俵借各人食用。其余仁三等不行备办交还，却嗔游茂玉取讨，因结构顽民一百余人至游茂玉家，将本人房屋门户俱各打碎”，并将搜出借米文约“唱名俵还各户”，又将游茂玉“作豪民绑缚至京”。朱元璋将为首者“枭令示众”，“其余各人发化外充军，家下人口迁发化外”。（45）前一例是佃户抗租，对官府寄予幻想，希望得到官府的公正裁判，后一例则是佃户自发反抗地主发放高利贷的斗争，而结果在君主专制主义淫威下都悲惨的下场。可见，朱元璋的群众监督是只限于“耆旧”和“豪杰”亦即民间地主的。明初朱元璋政权的阶级本质于此暴露得非常明显。

需要指出，尽管明初封建专制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朱元璋的威风不可一世，但他在惩治贪官污吏、打击地方豪强方面是收效不大的。朱元璋说：“朕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致使他“宵昼不遑宁处，无可奈何！”（46）“呜呼，艰哉！朕竭心力，不能化聪愚之不善，奈何！”（47）为什么专制君主的严刑峻法对官吏腐败、豪强作恶会无济于事呢？这最主要的是由地主阶级贪婪的本性决定的。如果说巨额利润会使资本家如醉如狂地置一切于不顾的话，那末，超出限度的非法收入对于封建官吏和豪强也会起同样作用。有个被判刑的贪官就曾对朱元璋供认：“财迷其心，虽君亲亦忘之。”（48）此外，封建专制统治必然会导致官吏豪强作恶。专制君主“任意喜怒为生杀”，“出于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无枉直之判”；既然好坏廉贪污分，人人随时都有被诛杀或发配屯田工役的可能，大小官吏也就都“以贪婪苟免为得计，廉洁受刑为饰辞，故有’无钱工役无盘缠’之俚谚”，（49）“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贷之，吾属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无廉耻。当未仕之时，或事掊克，以备屯田工役之资者，率皆是也。”（50）贪官污吏越来越多，无非是由封建制度本质决定的。专制君主以为凭藉权势就可以为所欲为，但结果往往与其本来愿望相反；朱元璋惩治贪官、打击豪强即为一例。

朱元璋十分重视其亲制四编《大诰》，他将之作为对天下臣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课本，依凭专制主义的绝对权威在民间强制推行。《大诰》颁行时，他宣告：“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51）颁行《大诰续编》时又进一步说：“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 ，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令归，的不虚不。”（52）颁发《大诰三编》时又重申：“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育，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朱元璋又要求军官们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诰武臣》：“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决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得治以罪”。（54）

为了扩大四编《大诰》的影响，朱元璋把它们列为全国各级学术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奉其旨意，行文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则以违制论处。（55）当时天下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多达十九万余人，均赐钞遣还。（56）将如此众多的师生由全国各地召来京师讲读《大诰》，举行学习报告会，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堪称空前盛举。此外，收藏《大诰》与否，成了判罪或减罪的依据；熟背《大诰》，不仅可以获奖，而且还可以因此而被录用为官，平步青云。朱元璋为推广自己的这几篇作品，确实费尽心机。他的这些作为，可以当作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标本。

朱元璋以为依靠政权的强制力量，可以使《大诰》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明廷专制统治也能藉此而永久存在下去。但是，在他殁后没多久，四编《大诰》就被他的臣民抛置脑后了。明代中叶，陆容说：

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收违于身后者，如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韵》是已。《大诰》惟法司拟罪云有《大诰》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57）

嘉靖六年（1527），霍韬向皇帝上疏说：

洪武中令天下生员兼读诰、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间子弟早令讲读《大诰》三编，今生儒不知诰、律久矣，临民莅政，惟皆以吏为师。宜申明旧令，学校生员兼试以律，仍令礼部以御制《大诰》诸书刊行天下。（58）

不到一百年时间，一度家藏人诵的御制圣书——四编《大诰》——在民间已灰飞烟灭，这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到了清代修《明史》时，《大诰》为罕见的奇书，修史者亦未能得见，故而对之叙述多有谬误。近代学者颇有注意此书者，广为搜罗，“北方合公私所藏始得全帙，南中仅有范氏天一阁所藏《大诰初编》而已。”（59）

每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这决不是作者的愿望所能左右的，即使位于九五之尊的专制君主也不例外。《大诰》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教科书，它理所当然地为人民大众所厌恶，遭到人民的摒弃，成为历史的垃圾。愈想要不朽的东西，腐朽消失得就愈快；四编《大诰》的命运就是这样。

[注释]

（1）《洪武实录》卷一七九、一八一。按：朱元璋讲这番话时，《大诰武臣》尚未颁布，故只言“三编”。

（2）钱佑城、魏同贤、马樟根主编《全明文》第一册第586—747页，收有这四编《大诰》。《全明文》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大诰武臣》御序。

（4）列宁：《给农村贫民》，《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93页。

（5）《大诰·朝臣优劣第二十六》。

（6）参阅《大诰三编·医人卖毒药第二十二》。

（7）《逊志斋集》卷十四《送祝彦芳致仕还家序》。

（8）参阅解缙《大庖西上皇帝封事》，《皇明文衡》卷六。

（9）《大诰续编·断指之诽谤第七十九》。

（10）《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

（11）同上《苏州秀才第十三》。

（12）《大诰续编·钱钞贯文第五十八》。

（13）叶居升：《万言书》，见《皇明文衡》卷六。

（14）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

（15）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十一《叶伯臣郑士利传》，按：这是方孝孺引用叶居升《万言书》中的话，但在现存叶氏《万言书》中找不到此语。

（16）叶居升：《万言书》。见《皇明文衡》卷六。

（17）《大诰·伪钞第四十八》。

（18）《大诰三编·逃囚第十六》。

（19）沈家本：《簃寄文存》卷八《书明<大诰>后》。

（20）《大诰续编·相验囚尸不实第四十八》。

（21）《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二》。

（22）《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23）《御制文集》卷十五《道德序》。又据解缙《大庖西上皇帝封事》，《皇明文衡》卷六。

（24）《大诰·郭桓造罪第四十九》。

（25）同上《谏官无作非为第四十三》。

（26）《大诰续编·钞库作弊第四十二》。

（27）《大诰·五府州免粮第十二》。

（28）同上《折粮科敛第四十一》。

（29）同上《民知根获福第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