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威信实大堕落，遂不复能如大彼得之变法而有风动之效。而蚩蚩之氓对于朝廷已大大消其畏威之念，不复如曩时之屏息雌伏。此所以去年一岁之中各省抗粮闹漕之事累累而不绝。（80）

至于立宪，清廷只是欲藉此以固王权，故所设资政院根本没有监督行政的效用，一切仍均候“圣裁”，甚且如此名不符实的立宪，也被清廷一推再推。立宪派所希望的通过行宪而使君主不负责任，纯以国会与内阁代之的主张，当然难以实现。并且，立宪派为谋求其主张的实现而展开的社会性请愿活动遭到弹压；闻清廷诏立宪而欢欣鼓舞的梁启超，在海外发起成立的政闻社也被诏令解散。最终看透了清廷真面目的立宪人士，不得不改变主张，如张骞说：“自先帝（指光绪）立宪之诏下，三年以来内而枢密，处而疆吏，凡所为拂指舆情、摧抑士论，剥害实业、损害国防之事，专制且视前益剧，无一不与立宪之主旨相反。枢密、疆吏，皆代表朝廷者也。人民求护矿权、路权无效。求保国体无效，求速开国会无效，甚至求救灾患亦无效。骞在江苏，辄忝代表，瞠目挢舌，为社会垢责，无可解免。虽日持国运非收拾人心，难以挽回，人心非实行立宪无可收拾之说，达之于疆吏而陈之枢密者，无济也。……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视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81）

包括“立宪”在内的清末“新政”改革，如同闹剧般地落幕了。事实警省了人们：只要清廷犹存，只要还是实行着君主专制政治，别说平等、自由、公正的社会理想无法实现，就连救亡图存的现实目标也难以达到。于是，革命的地火终于喷发，而本已摇摇欲坠的清廷大厦终于被这地火焚烧。

于是，陈天华热情宣传“主权在民”的思想。他以通俗地语言说道：“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不但是舵工水手要着急，东家越加要着急。倘若船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舵工水手换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皇帝、官府如能“尽心为国”，人民就要帮他的忙，而若“皇帝、官府败坏国家，我一定不答应他”（82）！换言之，如果皇帝、官府“实于国家不利，做国民的即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算尽了国民的责任。”（83）从这种思想出发，陈天华彻底否定传统的忠君观念，说：“古来的陋儒，不说忠国，只说忠君，那做皇帝的，也就把国家据为他一人的私产，逼那人民忠他一人。倘若国家真是他一家的，我自可不管他，但是只因为这国家断断是公共的产业，断断不是他做皇帝的一家的产业，”（84）故而决不能忠于君主一人。陈天华讴歌法国大革命，十分希望中国人民也能以革命方式根本推翻主专制统治，把从前的种种虐民弊政一扫而光。他指出：

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吾因爱和平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和平，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腐败而已，苦痛而已。（85）

他认为天下事惟无者不易使之有，有者断难使之消灭，如水源在地下，久被防遏压塞，伏批中至数千年之久，“一旦有决之者，则滔滔然出之矣。”无目者不能使之明，本明而蔽之，去其蔽斯明矣；无耳者不能使之聪，本聪而塞之，拔其塞斯聪矣。中国人民的“聪与明，天所赋也，于各民族中，不见其少逊”，且早在鸿昧初启之时“吾民族已能崭然见头角”，（86）唯因数千年专制压抑而使吾民一切民权自由尽去。而今只要“醒悟”，以革命去专制，“发奋自雄”，即可望复我族之自由与民权，再创辉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谁来革命以推翻君主专制，建立“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当时已有有识之士明确提出必须依靠人民大众，如谓：“经营革命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需“积天下革命之材力，而为有价值之破坏。”“有积极之破坏，即有积极之建设。”（87）又云：“天下只有穷人才有革命的资格，……中国愈穷，革命党愈多，革命军起得愈早，成事也就愈快。”（88）如此等等。

以得读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原理》、《法国革命史》和《美国独立檄文》诸书读之为幸事的邹容，著述《革命军》，不仅盛赞“卢棱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还魄还魂之宝方”，而且疾呼：“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州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还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这样，邹容就既本着资产阶级民主原则，认为“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又本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神，表示要“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逐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喊捉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奸淫我之贼满人，以恢复我之声明文明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他号召人们奋起进行反清革命，声称要“诛杀满州人所立之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在邹容看来，“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州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他指出：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又运用天赋人权论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解释革命的原因道：“今试问吾侪何为而革命？必有障碍吾国天赋权利之恶魔焉，吾侪得而扫除之，以复我天赋之权利。……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既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若尧、舜，若禹、稷，其能尽义务于同胞，开莫大之利益以孝敬于同胞，故吾同胞视之为代表，尊之为君，实不过一植物 体之头领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后世之人，不知此义，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盗巨寇，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与我同胞熙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廓之中。”黄兴则反复强调革命以实现“主权在民”的平民政冶理想为目的，指出：

世界大势，日趋平民政治。吾人亦以平民政冶为归宿。盖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起而担负国家之重任，此固理之至明，而亦情之至顺者也。（89）

他还对“忠”、“孝”等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作出合乎时宜的新解，如曰：“以忠言之，尽职之谓忠，非奴事一人之谓忠”；“以孝言之，立身之谓孝，非独亲其亲之谓孝。”（90）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着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专制自为和官场日趋腐败而发出的抗议呼声。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更斥君尊臣卑灭人道，主张以“国民”代替“君臣”。他说：“古者圣人立教，以五伦治天下，亲亲长长而天下平。后世民贼失乔枉过正，君尊臣卑，趋于无耻，而人道灭矣。民国以共和提倡天下，颇有救时之真理，‘君臣’二字当以‘国民’代之，合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五伦。国家主义明，列强所以兴也。治人与治于人，不过分工之义，非有贵贱之差耳。”（91）他构筑起著名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而“民权主义”则是其中具有核心意义的内容。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口号，并把它发展为自觉的民主革命纲领，而这纲领恰如列宁所说：“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92）他充分认识到单纯的民族革命是不够的，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必须有政治革命“同民族革命并行”，必须通过政治革命铲除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彻底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93）。他把民权主义看作“政治革命的根本”，并将其基本内容概括为：

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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