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民权是所有救国大政中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今世之言治国者，莫不以练，否则练而无所用也；有民权则财可以理，否则理而无所得也。”（69）民权兴则国可救，专制行则国必亡。为政者平时对待人民动辄鞭挞、敲剥、削夺、杀戮、侮辱，“积千数百年霸者之余威，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一旦敌国兵临城下，而想依靠民众之力以卫国御侮，无异“不胎而求子，蒸沙而求饭”，绝无指望。（70）梁启超当民族危机更趋深重，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渐成潮流之时急迫地发出这样的深刻之论，不仅表明其本人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维新范畴，而且又一次以史实告诉我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境地下谋求思想文化近现代化的中国，启蒙与救亡绝非双重变奏曲，而是和谐、激越、嘹亮的交响乐章。为了兴“民权”以救国，既启蒙、又救亡，梁启超提出其“新民”理想。这一理想观中，包含着一系列相对应的范畴；梁启超通过对这些范畴的诠释，阐析了他自己的思想。首先，梁启超把“国民”与“奴隶”予以区分对待。他认为：“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71）反之，以国家为专制君主一人之私产，人民没有治国事、定国法、谋国利、捍国患的权力和义务，则其人便非“国民”而为屈从于专制君主淫威的“奴隶”。他沉痛揭示封建专制高压下中国人缺少“国民”性格的凄惨状况：“我国蚩蚩四亿之众，数千年受治于民贼政体之下，如盲鱼生长黑壑，出诸海而犹不能视；妇人缠足十载，解其缚而犹不能行。故步自封，少见多怪，曾不知天地间有所谓‘民权’二字。有语之曰：尔固有尔所自有之权，则且瞿然若惊，蹴然不安，掩耳而却走，是直吾向者所谓有奴隶性、有奴隶行者。又不惟自居奴隶而已，见他人之不奴隶者，反从而非笑之。呜呼，以如此之民，而与欧西人种并立于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宁有幸耶？”（72）因此，欲救国，必先救民，使吾民彻底根除“奴隶性”、摒弃“奴隶行”，而成为真正的“国民”。后来“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们展开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尤其是鲁迅创作的《阿Q正传》、《祝福》等文学作品，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实际是对梁启超此一思想的发展。其次，梁启超区分“朝廷”与“国家”。他指出：“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治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而君主专制之国，则并不能算国家，只能叫做朝廷，故中国数千年来，“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无明清者，则皆朝名耳。”（73）他认为，人们把“朝廷”当作“国家”，实在是一大历史性错误，因为“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产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朝廷云者，不过偶然一时为国中巨擘之巨世云尔。……有国家而后有朝廷，国家能变置前朝廷、朝廷不能吐纳国家。”国家与朝廷，显然是性质不同、不可混淆的两个概念。梁启超的这一区分，不仅呼应了当时正趋高海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潮，而且已非泛泛舆论鼓动，而是有着很高的理论价值，因为诚如其所云：若“国家思想不存，即独立之志气全萎，但使有一姓能箝制我而鞭捶我者，我即从而崇拜之、拥护之、驯致异种他族，践吾土而食吾毛，亦俨然奉之为朝廷，且侈然视之为国家，若是者盖千余年于兹矣。”（74）无论是从反对封建专制传统以谋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角度看，或者是从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求真正的国家独立、人民自主和自由的角度论之，梁氏的这一思想都显针是很意义的。复次，梁启超分析了“国民”与“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没有国民就没有国家，唯有国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他据之而谓：“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凡官吏以公事致书于部民，其简末自署必曰‘汝之仆某某’，盖职份所当然也，非其民之妄自尊大也。”然则中国之历史颠倒行事，专制君主变国家为私产，腐儒所倡“尊君”陋说更造成极坏影响：“盖我国民所沉埋于十八层地狱，而至今不获见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说成为义理而播毒于人心也。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絷国民为己之奴隶，曾无所于作，反得援大义以文饰之，以助其凶焰，遂使一国之民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虽欲爱国而所有所不欲、有所不能焉。”这就难怪数千年泱泱之神州，“有国者仅一家之一，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75）梁启超此论，在内容上与晚明清初早期启蒙者的有关思想有着承继关系，但由于其更多地了解、吸纳了西学，故而更具近代意识；又由于其发之于民族危亡之秋，是与当时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紧密联结着的，故而更能使人从中感受到深沉的历史悲痛和强烈的现实忧患。此外，梁启超还阐述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使其“新民”理想观显得内容更加丰富。他说：“义务与权利，对待者也，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生而有应尽之义务，二者其量适相均。”（76）他以卢梭“天赋人权”论为据，指出如果人们的权利被他人无端夺走，就应奋而抗争，全力夺回；而人们如果放弃自己的权利，则无异于自杀。同时，他又指出，人们在充分享受其应得的权利时，也必须尽到其应尽的义务。并且，在一定条件下，“权利”与“义务”相互依乃至可以相互转化，因为每个人在坚持自己的权利时，这对于集体来说，实即尽了保护人们权利的义务。梁启超认为，国民有无“权利”思想，对于国家的安危关系匪浅，他譬况道：“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其根既拔，虽复干植崔嵬、华叶蓊郁，而必归于槁亡，遇疾风横雨则摧落更速焉。……国民无权利思想者，以之当外患，则槁木遇风之类也；即外患不来，亦遇旱魃之类。”（77）

尽管内忧外患的局势日益严重，尽管抑君权、伸民权已成思潮，并且清廷不得不施行了一番“新政”的举措，但其“立宪”乃虚、固君权却为实。试看其1908年所颁《宪法大纲》，赋予“君上大权”道：

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一、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一、钦定颁行法律及解散议院之权。……

一、设官制禒及黑黜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

一、统率陆海军及编制军队之权。……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

一、宣战戒严之权。……

一、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

一、总揽司法权。……

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

一、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

一、皇室经费，应有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一、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率皇室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复对“臣民权利义务”作出规定：

一、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一、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自由。

一、臣民非按法律规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一、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一、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一、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

一、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一、国民现完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照旧输纳。

一、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78

乍看起来也好象合乎近代政治规则地“赐予”了臣民种种权利义务，从而使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法律规定的民权，但究其实，不仅民权是君上恩赐给臣民的，并多为具文，而且其真正注重的还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就此而言，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所言还是有点道理的，他说：“残存的君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热衷于现代化的事业。他们从事改革的动力也许更胜过一些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因为后者多少具有了现代的合法性，相反，残存的君主的政治合法性已经受到了怀疑，他们必须藉‘良好的政治表现’来重新取得被统治者的信任，并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79）然而，时转势移，民心难收。西太后为核心的清廷真诚地搞了番“新政”改革，但也难以重塑其在中国民众心目中权威统治的合法性了，《东方杂志》上一位作者的时评透露出了真实信息：

自庚子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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