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出这时代最强音的，是谭嗣同的《仁学》。《仁学》是谭氏的代表作，梁启超为之作序称其是发挥康有为“以求仁为宗旨”的救国救世之书。其实，谭嗣同与康有为思想上有很大分野，不可混同，（65）但说《仁学》旨在救国救世，还是确切的。谭氏从孔子“仁者爱人”和墨子“兼爱”思想精神出发，深深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大声疾呼冲决人世间种种网罗，大声疾呼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变法图存，故其《仁学》堪称中国19世纪末的人权宣言。这部不朽著作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中国古代有天地君亲师之说，而无天赋人权思想，已是由中国古代文明的“亚细亚”特性所致：国家权力总是融于某一家族之中，以亲亲尊尊为特点的宗法一一宗族（家族）制度和以忠孝为本的宗法伦理思想始终占据支配地位。人们的权利与义务被割裂，人并无与生俱来应有应享之权利，而只有如何接受父生君养师教种种恩赐以及如何感恩图报的义务。晋国共叔成说：“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如壹事之，惟其所在，则致死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之道也。”（66）当然，中国古代也并非全无权利之论，但所言者了虽调的乃是统冶阶级的权力，而几无平民百姓的权利可言，如《商君书·修权篇》谓：治国须赖法、信、权三者，“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操也。”为有效维系这被“独操”的君权，古代中国又有“君权神授”之观念。而谭嗣同在《仁学》中基于平等之义力反此种观念，指出：

天与人不平等，斯人与人愈不平等。中国自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育，至不平等矣。

在他看来，“君权神授”论不过是号称“天子”的专制君主“压制天下”、“残贼”民众的工具。正是在这一工具性理论的遮掩下，天下成为“君主襄橐中之私产”。而生活在“黑暗地狱”中受制于君主所定“酷毒不可思议之法”而遭受“鼎镬刀锯之刑”的普通民众，则由于这种工具性理论的欺蒙而“愚入膏育，至不平等矣”。因此，要推翻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就必须彻底否定“君权神授”论，揭下笼罩着专制君权的神秘面纱，推毁专制君主权威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为此，嗣同对君主起源作出新解释，说：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冶，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民办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则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观夫乡社赛会，则必举一长，使治会事，办人理财之权咸隶焉。长不足以长则易之，虽愚夫愿农，犹知其然矣。

既然君主只是天下之民“共举”出来的“为民办事”者，并且民可“共举”君，亦可“共废”君，那末，君之权力就绝对不是来自于“天”，而只能来自于民。谭氏此论不仅戳穿了“君权神授”的谎言，而且还明确提出了形式上源自传统、内容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本君末”的命题，并据之而阐述了“废君”的正当性。这是很光辉的思想。从这里出发，谭嗣同竭力主张废除君尊臣卑的伦常意识。二千余年来，“君为臣纲”是深深浸蚀于社会心理之中的普泛意识，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理念。在此支配下，“君臣之间明别，则主尊臣卑”，乃是天经地义之理。嗣同对之予以根本否定，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夫彼君主犹是耳目手足，非有两头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人也，亦果何所特以虐四万万之众哉？则赖乎早有三纲五常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他又以孔子“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而由荀子开端、宋儒达到极端的俗学陋儒却“反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他指出，俗学陋儒借倡“三纲”、尊君统，“遂其苟富贵取容悦之心”，而“甚乐三纲之明”的专制君主则“以尊君臣愚黔首，自放纵横暴而禁锢天下之人心。”他斥责这种政治——文化一体化的结构是“大盗乡愿”，并悲愤地指出：“盗”、“乡愿”、“相交相资”，而“生民之厄，宁有已时耶！”因此，谭嗣同不仅倡导“冲决君主网罗”，而且同时也号召学子奋起将俗学陋儒“逞一时之谀说而坏万世之心术”的尊君统论“扫荡而廓清之”。（二）中国传统农业——宗法（宗族）型社会，以纲常名教为主要内容的儒家伦理与君主专制互为其根，扭结而成一体化的结构。因此，中国要迈出传统，走向近、现代，就必须在否定君主专制，“冲决君主网罗”的同时，批判封建名教，“冲决伦常网罗”，从而真正实现对传统社会的解构。晚明清初的顾大韶、何心隐、李贽、黄宗羲等均已曚胧地意识到这一点，而谭嗣同对此更深有洞悉，故其批判名教，号召“冲决伦常网罗”，主张以“朋友之道改造人伦关系，实现人类社会自由、平等的理想。他深刻指出：

仁之乱于名也，亦其势自然也。中国积以威刑钳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钳制之器。如曰仁，则共名也，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钳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一切分别等衰之名，乃得以责臣子曰：尔胡不忠？尔胡不孝？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忠、孝既为臣子之专名，则终必不能以此反之。虽或他有所摭，意欲诘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之所出，反更益其罪。……施者固泰然居之而不疑，天下亦从而和之曰：得罪名教，法宜至此。

又说：

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又况于三纲哉！

谭氏这种基于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伦理一体化结构的认识，将对“伦常网罗”的冲决同对现实政治、经济制度的“变法”，尤其是对“君主网罗”的冲决有机结合起来的见解，无疑是很深刻、很有价值的。谭嗣同又深刻揭露纲常名教的弊害，指出纲常名教与宗法（宗族）政治的一体化，使得“三纲五常之惨祸烈火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堂有少存焉者得乎？”在所有社会成员中，中国妇女受到的压迫最为深重：“自秦垂暴法，于会稽刻石，宋儒炀之，妄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瞽说，直于法家施申、韩，闺闼为岸狱，是何不幸而为妇人，乃为人申、韩之，岸狱之！”进而论之，纲常名教不但在有形层面确认社会生活中的贵贱等级关系，使之合理合法化，而且还在无形层面渗透到人的心灵深处，侵蚀着人的内在精神。嗣同说：“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冒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因此，“三纲”不破，“五伦”不变，“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就难以实现近（现）代化，人们梦寐以求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的理想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谭嗣同以近代眼光审视中国传统的人伦关系，指出：

五伦中于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顾则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

传统的人伦关系中，只有朋友关系“不失自主之权”，体现出自由、平等、自主的精神，所以，他主张以朋友之道“为四伦之圭皋”，使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皆为朋友，认为：“夫惟有朋友之伦独尊，然后彼四伦不废自废。亦惟明四伦之当废，然后朋友之权力始大。”这实际是要以“朋友之道”改造传统的人伦关系，使“不失自主之权”的朋友之道成为一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准则。在他看来，这样的伦理准则以及由之而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符合民主、自由、平等、自主的近代精神：“民主者，天国之义也，君臣朋友也；父子异宫异财，父子朋友也；夫妇则偶判妻，皆由两情自愿而成婚于教堂，夫妇朋友也；至于兄弟，更无论矣。”由此可见，嗣同此论绝非简单地对顾大韶、何心隐、李贽等早期启蒙者思想的复制，而实际是借此表达其作为一位近代启蒙者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他曾写道：“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其倡随。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我们固然可以说这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