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之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原本处于民间、为诸子百家之一种的儒学，抬升到廟堂，使之成为封建王朝唯一的意识形态和最高统治思想。其结果是儒学固有的民主精神逐渐沦丧，儒学蜕变为君主专制统治的护身护。儒学“民本”观念内涵的演变，以及在其后二千余历史上“民本”传统与王权主义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就比较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或许与是在未曾割断氏族血缘脐带的情况下就进入文明社会有关，中国古代统治者很早就有“爱民、“重民”、“尊民”、“亲民”的意识。殷代有识见的统治者即已指出必须“重我民”、“罔不唯民之承”（21），又有“王司敬民，罔非天胤”（22）之说，不仅要重视“我民”，还要敬爱民众，顺承民意，一切都要为民众利益着想。他们把这种认识落实到行动之中，如据《尚书·盘庚》，其时“视民利用迁”，即根据民利迁都迁邑；并向民众宣示：“用奉畜汝众”，就是说迁都迁邑是为了养育你们。周初统治者在这方面更形成自觉意识，如周公提出“保民”这一新的政治概念，《尚书·康浩》反复讲“用保乂民”、“用康保民”、“唯民其康乂”，还有“裕民”、“民宁”等等。周公提出统冶者要把民的苦痛看成自己的苦痛并加以重视，“恫瘝乃身，敬哉。”他又反复告诚其子弟臣僚不要贫图安乐、恣意忘为，作怨于民，而应体察民情，“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 ，尤应对孤寡老人予以特别关爱，“怀保小民，惠鲜鳏寡”（23）。他还提出要把民众作为 自己的镜子：“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24）周公的这些思想，在当时以至古代奴隶制虽不可能完全付诸实践，但其中的民主思想因素是很明显的。

受这种传统启发，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予以发挥，从而系统地提出“民本”思想的是孟子。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在他看来，无土地则无以立国，无人民则无以存国，无政事则无以治国；不仅诸侯的封国、天子的天下，而且一切大大小小的国家、形形色色的政府，都是如此。他更谓：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或，粢盗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25）

在君主、土谷之神和人民这三者之间，人民最为重要。诸侯君主如果危害国家的生存，可以改立；土谷之神如果不灵效，也可以变更。唯有人民是须臾不可缺失的，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当上天子、诸侯和大夫，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这是很有意义的思想。在这里，“‘民’意味着的，就是有儒学的创造性诠释中，历为价值判断的最高依归的‘天下’，而‘社稷’意味着的是在三代礼制崩解过程中通由肢解‘天下’而渐渐兴起生长的‘国家’。”（26）所以，孟子不仅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而且更主张以“国人”的意见作为评判、决断国事的根本依据：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输戚，可不俱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专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27）

这无疑是十分光辉、弥足珍贵的民主思想。中外传统思想史上，系统阐发具有如此强烈民主精神思想主张的，实在很少有能与孟子相比肩者。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28），希望统治者实行仁德之治，善待、关爱民众。孟子更认为“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29），提出先圣而后王，唯有圣者才能为王的理想政治模式。然而，现实中的诸侯却并无先王的德行。这些远非“圣者”的诸侯以小德甚至无德而追求统一天下的王霸之业。并且，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也确实是秦王嬴政那样的虎狼之君呑宇内、一天下，成就帝业的；孔、孟所期望的仁圣之人并未出现，自然也就无所作为。继秦而起的历代君主亦均非仁人圣者，但他们踞于专制帝位而得以以“圣”自居，天下臣民亦无不以仁圣之君称颂他们。孔、孟“圣”而“王”的政治理想变成了“王”而“圣”的现实政治。为了更好的粉饰这样的现实，有效维护其专制统治，汉武帝以来的历代君主又都尊孔崇道，推尊儒学，而儒学也逐渐成为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思想。这既是对儒家理想的亵渎，同时也造成了儒学固有民主精神的沦丧。“民本”观念内涵在后儒那里的演变以及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作用正说明了这一点。

孟子“民本”论本有把“民”作为国家主体的意思，我们可以“严格地说，‘民’并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个依据政治地位划分社会等级的概念”（30），但既然孟子把在实际政治生活领城君、臣、民三大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下层的“民”凸显到最重要的地位，我们就不能把其所倡“民本”论视为为君而非为民。事实上，孟子在政治哲学上不仅重“民”轻“君”，而且还尚“道”蔑“势”，并在实际生活中能够说大人而藐之，以“道”抗君，展露出一位具有独立意识和主体精神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但这在后世儒者那里却愈益缺失了。“民本”论的内涵及其实际政治效用亦随之而有变异。坚信“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兴也”（31）的汉儒，虽然说了不少关于以“民”为本的话，并在儒学经学化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叔孙通为汉廷制礼定仪而使高祖刘邦体验到当帝王的威风在前，又有董仲舒、公孙弘、兒宽“通于政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32）在后。他们推演“三纲”之义、倡“五常”之论，既根据其神学天道观把“王”规定为承天命治民以完成“天”之意志者：“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谊，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33）；又根据其“天道”不能有阳无阴的原理规定人民之性为“瞑”，只有经过统治者的教化才可迁而为善：“……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34）在这样的思想体系中，无论说了多少“尊民”“重民”“亲民”“爱民”的美妙话语，显然都毫无民主意义可言，因为其宗旨仅仅在于捍卫专制主义王权。推尊孟子、以“道”自认的宋儒（35），不乏以“道”事君，甚至敢于以“道”抗君的硬直之士，如北宋刘安世“正色立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为谏官，面折廷争，至雷霆之怒赫赫然，则执简恪立，俟天威稍霁，复前极论。一时奏对，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迋观者汗缩辣听，目之为‘殿上威’。”他“遍历言路，以辨是非邪正为先，进君子退小人为急”，“所守凛然，死生祸福不变。蓋其生平喜读《孟子》，故刚大不枉之气似之。”（36）南宋的李衡本着“与其进而负于君，孰若退而合于道”（37）的精神，力反外戚掌权，廷争不待，引退归隐。宋儒是“民本”论的积极宣传者和实践者，如程颢任县令时，凡坐处皆书“视民如伤”四字作为座右铭，用以鞭策自己。（38）程颐也强调重民、报民，说：“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盖得之天下，与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报民。古之人君视民如伤，若保赤子，皆是报民也。”（39）二程关心下层百姓的饥害疾苦，体恤农事稼穑艰难；重视厚生利民，满足民众物质生活的需要；主张“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40）。朱熹也是如此，因有关资料太多，故不具引。然而，宋儒更为看重的是据称由其发明的“圣人千载不传之奥”一一“天理”，而这“天理”在人世间的表现就是宗法一宗族伦理，故其认为五伦出于“天理之自然”，提出要立“宗子法”，如张载《经学理窟》谓：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人家不知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

其目的是要“管攝天下人心”，培植“朝廷之本”并使“朝廷大有所益”。视君主如父如天的宋儒，揭扬存理灭欲之帜，认为：“‘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高卑既别，贵贱之位分矣”（41），而君臣、父子的尊卑关系和道德义务也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一样是天地间之“定理”：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42）

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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