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专制时代一人为帝，万众百姓皆为臣仆，而到民国时代，四万万同胞都是皇帝，这就叫做以民为主，便是实行民权。“这些事实，中国几千年来虽然没有见过，但是老早便有了这种理想。譬如孔子说：‘天下为公’，又有人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就是这种理想。”（108）以“天下为公”来疏解其民权主义，同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所说“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的精神完全一致。可见，孙中山的目的是要“把中国 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109） 当然，孙中山及其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是绝难真正实现这一理想的。

上古初民本生活在以普遍平等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民主社会之中，迈入文明时代门槛之后，人类的这种社会生活便不复存在了。阶级、阶级差异、阶级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存在的事实，决定了在某种阶级社会形态中即便有所谓民主存在，也不是以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平等为基础的，而只能是某个特定阶级的专享品。如古希腊时期即已产生了“民主”概念，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所著《历史》中把雅典的政治制度称为民主制度；政治家伯里克利也认为雅典的政治掌握在多数公民手里，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但当时社会的现实是奴隶及其他被奴役、被压迫的民众并不包括在“民众”、“人民”、“公民”范围之内，所谓“民众掌握政权”或“人民统治”的“民主”只是一句空言。近代以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接踵而兴，民主成为普遍的社会呼声，社会也有了很大进步。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观，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思想，卢梭的主权在民原则，……所有这些奠定了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和民主思想的理论基础。但细细探查，他们的思想主张究竟又实现了多少呢？标榜为“人民主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实际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这种制度下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和人权也只不过是资本特权的另一种表述而已。随着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资产阶级民主日益暴露出其阶级统治本质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中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初民的远古生活姑置不论，而由原始习俗提升、转化、发展而来的早期儒学，有着颇为显明的原始民主精神。后世儒者从此出发，回望上古社会，也提出了许多富有民主意味的思想观念。晚明清初的启蒙儒者，更在新社会条件下，反思历史，批判以至否定王权专制主义，畅发其内涵丰富的民主思想。但就社会实际来看，所存在着的并不是学者们、思想家们描述论析的民主，而是王权专制。周秦以来，中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宗族（家族）血缘组织为依托，长期存在着君主专制统治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之下，君主拥有绝对权力：政治上，“朕即国家”，从中央到地方所有政务的最高决定权都集中于君主，君主对天下臣民操有生杀予夺之权；司法上，“口出成宪”的君主不仅具有对当世法律及司法实践的最终决定权，而且其意志意愿及表达意志意愿的任何言论本身就是法律，或具有超越法律的绝对权威；经济上，君主“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天下一家，莫非王土？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110）思想文化上，“居如大神，动如天地”（111）的君主始终是真理的化身，是学术、知识以至认知是非的最高裁决者。如此这般，哪有民主可言？所谓“天惟时求民主”、“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112)云云，不过是在说君主秉承天意天命而行使专制王权罢了。这样，民主便成为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一直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对这理想的期盼和追求，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力量之一。

无产阶级也有本阶级的民主理想。这种理想就是“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及革命胜利后，要创建一种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新的最高类型的国家形式，创建一种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并且利用这种新型的国家形式和新型的民主去创造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种条件，使人类社会在未来的发展中逐步过渡到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从而使国家政治制度意义上的民主彻底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4)。无产阶级的这种民主理想，继承发展了人类历史上的民主理想、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理想中有社会普遍价值的内容，即人民主权的思想。当然，无产阶级民主理想与资产阶级民主理想存在着本质区别，譬如，这两种理想依据的基本原则根本不同，以个人主义为原则的资产阶级民主理想把人们引向在经济领域中只追求个人财产，在政治领域只追求形式上的个人民主权利，而在根本上代表和反映着人类未来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其民主理想以阶级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为最根本的原则，这种民主理想并不否认个人的自由解放和个人的民主权利，但认为只有在阶级解放、社会解放、人类解放的过程中，个人的自由解放和个人的民主权利才能真正实现。此外，这两种民主理想实现的途径也不一样，资产阶级是通过政治革命、政治解放来实现其民主理想的，而无产阶级民主理想的实现，除需政治革命和政治解放外，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诚如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所说：“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

八十余年来，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把无产阶级民主理想的实现作为重要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为达此目标作了艰苦卓绝地不懈努力。在这努力过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形成发展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而且他们还将之转化成为实践，从而使中国社会愈益朝着理想目标迈进。以此为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当然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并且还需注重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思想文化，而科学分析和研究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积极开掘其中的价值资源，从而使我们当今所要建设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能够合乎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发展潮流，而且也能够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气派，展露出中国特色。从此角度来重新审视儒家“大同”思想和“民本”传统，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兹略述四端于下：

（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13），此乃儒家“大同”思想的根本要义。儒家学者本此义而阐发其论，如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4），将民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认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115），主张“为百姓，非以为君也，故百姓存则与存，百姓亡则与亡”（116）；更以“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也”（117），为政者须以道履天下而莫以名位权势临天下：“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临天下。夫莫尊于君之名，莫重于君之位，然而不得其道以行之，则生杀予夺之命皆无以服天下之心”（118）。这些思想对今人有很重要的启迪意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当确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观念，并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权力而非权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则须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心处理一切党务和政务，将使人民当家做主作为其执政的实质，积极组织和领导人民行使权力，使人民群众逐渐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实现权力体制的民主化。（119）

（二）儒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基本认识。他们反对统治者者专横暴虐，力戒为政者穷著极欲，反复强调必须尊民、重民、敬民、亲民、爱民。这方面的思想十分丰富，如程颐《伊川易传》释《周易》“比卦”之义道：“比，亲辅也。……为卦，上坎下坤，以二体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间，莫如水之在地上，故为比也。又爻皆阴，独五以阳刚居君位，众所亲附，而上亦亲下，故为比也。”依其之见，“比卦”坤下坎上，取象水在地上，亲密无间。此卦中，一阳爻居五位，代表君，余则皆为阴爻，代表民；卦象的意思是君、民要像水和大地那样亲合。卦辞曰：“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程颐释道：

比，吉道也。人相亲比，自为吉道。……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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