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共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94）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其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帝制，既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所有制和地主阶级专政，希望通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来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要求，又反映了中国广大民众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革命愿望。并且，从纲领到行动，民权主义都充分肯定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孙中山不仅推崇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而且直接继承了中国近代农民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革命战斗传统，在实践中十分重视革命暴力的作用。他强调用流血革命来争取社会的根本进步，认为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暴力手段和流血革命，才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毛泽东曾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95）孙中山当然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更不可能自觉地以这种认识来指导其革命实践，但他在革命实践中能够根据中国历史经验和现实的中国斗争实际，感知到革命暴力的作用，并自发地运用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手段，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96）后来，孙中山在其新三民主义思想中仍十分强调民权主义，并对之作出新的解释。他谴责西方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指出：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

因此，新民权主义主张建立一种“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97）的国家制度。这表明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他已开始认识到欧美民主制度不是真民权，“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以做我们的导师。”（98）从学习、仿效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度到对这种制度有所怀疑和批判，说明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有了很大进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的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99）当然，孙中山还只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不可能真正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虚伪性并将之彻底抛弃，而只是注意到资产阶级代议制的一些弊端，然后提出一些“济穷”、“矫弊”的政体改革方案，如“直接民权”、“五权分立”等等。他坚持民主主义的理想，为寻求实现“主权在民”的政体作了许多努力，但他不了解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政体，民主同专政一样，都是阶级的概念，一定阶级的民主总是同一定阶级的专政相联结的。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把劳动大众的民主发展和扩大到空前未有的地步。孙中山以为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础上，只要致力于政体改革，就可以彻底实现民权，这只能是天真的、不切实际的错误之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错误想法，才使得他所提出的一些政体改革方案不是流于理想主义的空谈泛论，就是陷于形式主义的烦琐设计。

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是部直接呼号民权自由的著作。该书上起孔子和孟子，下讫龚自珍、魏源，从两千余年间“前圣曩哲”的著作中辑录了关于反对专制、主张民主的论述凡一百八十余条，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卷，共五万余言。每段之后，均用卢梭《民约论》观点与所辑资料进行比较，分析短长，品评优劣，既指出古圣、西哲之间的相通之处和歧异所在，又指出中国古人思想前承后继之序及其变异之处。该书编纂者在序中云：“吾国学子知有‘民约’二字者，三年耳，大率据杨氏迋栋所译和本卢梭《民约论》以为言。顾卢氏《民约论》于前世纪欧洲政界为有力之著作，吾国得此乃仅仅于学界增一新名词，他者无有，而竺旧顽老且以邪说目之，若以为吾国圣贤从未有倡斯义者。暑天多暇，因搜国籍，得昔曩圣哲言民约者若干篇，篇加后案，证以卢说，考其得失，阅月书成，都三卷，起上古、讫近世，凡五万余言。”显然，这是一部以近代民权主义分析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有价值的著作。就其辑录的语录看，主要包括下列几方面的内容：（一）与主权在民思想相接近的民本观念或重民主张，如《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诗经》中的“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及《孟子》中有关国人曰贤方贤、国人曰可方可的言论等等。（二）与社会契约论相接近的君臣、君民通功易事的思想，如《墨子》中关于天子、三公、诸侯皆由民选的论述，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君由民举的观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关于君臣皆为民立的思想等等。（三）反对君主私天下、主张天下为公的思想，如《礼记·礼运》的“大同”说，《吕氏春秋》、《六韬》、《明夷待访录》、《潜书》中有关“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论述。（四）反对君主专制的法治思想，如《管子》中“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之论，《商君书》所言“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所共操也；信者，君臣所共立也”等等。从数量上看，《中国民约精义》引录墨子、孟子、王夫之、黄宗羲、唐甄等人的话最多；而就内容论之，则内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为据，外援之以卢梭的《民约论》。这无疑是部超越了传统的近代民主著作，在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在这书中，刘师培对于中国历史上凡具民主性、人民性的思想均不遗余力地予以表彰。如其称扬《诗经·板荡》“先民之言，询于刍荛”道：

“询刍尧”即谓通民情，斯固然矣。然古人作诗之旨，即在于达民情。郑渔仲《六经典论》引陈君举曰：“尝观之《诗》，刑政之苦、赋役之重，天子、诸侯朝迋之严，后妃、夫妇袵席之秘，圣人举为诗，而使天下匹夫匹妇之微皆得以其言达于上。”又云：“是故汤、武之兴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衷而不敢畔。蓋其抑忧之气纾，而无聊之意不蓄也。呜呼，诗不敢作，天下之怨极矣。卒不能胜，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后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妇存亡天下之权。”（卷三）由郑氏所引之书观之，则知太师之陈诗为周时达民情之善政，蓋陈民间之疾苦、考风俗之异宜，使情伸于下，而在上者不能逞一己之私，则周代之诗虽谓即一国之公意可也。观《民约论》以公意为立国之本，（《民约论》卷三第十七章云：“凡可以制定一国之政者，公意其首也。可以为民主政冶固有之利益者，执公意所生之作用为权是力也。”）则太师之陈诗，讵非国家之重务哉？（后世以降，若少陵《新安吏》诸什、香山《秦中吟》诸篇，皆有合于观风问俗之旨。故诗即一代之史也。）此古人所以闻诗知政也。

又对张实《大宝箴》“闻以一人冶天下，不闻以天下奉一人”的观点大加赞扬，说：“立国之公理，当以少数服从于多数，不可使多数服从于少数。《民约论》之言曰：“天下生灵亿兆，其号称帝王者仅仅数十百人。将以亿兆属之数十百乎，抑以数十百属之亿兆乎？”（卷一第二章）读遍中国历史之书，君非以多数服从少数乎？张君知多数人民非君主一人之奴隶，所谓不以天下奉一人者，即不以天下为一人之天下也。且张氏生君主专制之世，而《大宝箴》一篇又为儆戒人君之作，而所言如此，益信张氏之为直臣矣。”凡此等等，难以尽举。与之相对照，刘师培本着近代“主权在民”的思想，不仅对专制君主痛加诘责，而且对那些有利于专制君权的言论亦均予以批斥。如其评析南宋叶适所作《君德》、《治势》时说：“叶氏所言仅知君势之不可恃，而不知君势之不可尊。夫民贵君轻之旨，子與氏已发其端。是立君之初，君位视民位尤贱，无所谓名位即无所谓尊卑。及君主在位日久，然后窃一国之权为一己之私有，是君主固不啻大盗也！既窃一国之权，又恐国民之抗己，于是创为名位之邪说，以佐其权力之实行。是名位本非人君所固有也。名位既非人君所固有，则一国之民即不当承认君主之名位。《民约论》不云乎‘弱为强制，出于不得已耳。苟一旦脱其钳制，不得不谓之盛业明矣。蓋彼夺我之权仅恃威力，我亦以威力复我之权，尚何可议之有？’ ……若叶氏所言君既明认名位为人君所固有，（如言‘莫尊于君之名、莫重于君之位’是。）而望其不以名位临人；夫盗之所以为害者，以其恃器械而无恐也，今也以器械授盗而犹望其不杀人，有是理哉？叶氏之言，毋乃类是。推叶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