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及其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色，在于其以阳明心学为契机，将儒学由庙堂之学变而为民间之学、由经院之学变而为大众之学（1）。兹从政治思想史角度对王艮、何心隐的世俗化儒学思想予以论析。

王艮（1483—1541）年，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他出生于黄海之滨一个世代灶户之家，是由经商（贩盐）致富而治学的布衣儒者。他27至37岁，自学10年，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38—46岁，他师事王阳明。王艮从学王阳明期间，他们师生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始终未能消除，以至王艮“时时不满其师说”（2），“往往驾师说之上”（3）。嘉靖八年（1529），王艮在会稽会葬王阳明，“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4）。此后，他定居于家乡，开门授徒，“自立门户”，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泰州学派。

从政治思想上看，王艮最具新意和特色的是提倡“百姓日用之学”。在王艮看来，“百姓日用”是“道”的中心内容，也是检验“道”的标准。“圣人之道”亦频以“百姓日用”为旨归。他说：

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

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

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5）

这样，王艮便以其“百姓日用之学”将“凡”与“圣”沟通了起来。

王艮早年长期贫穷的生活经历，使他认识到摆脱贫困是“尊身立本”必要的物质条件。所以，他的“百姓日用之学”虽亦有道德精神的内涵，但更蕴含了人最起码的物质生活需求。他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夫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6）。基于这种认识，王艮把理学家视为“人欲”的许多活动都纳入“百姓日用之学”中，如他不反对贫而仕，甚至认为举业也未可尽非。说：“知此学，则出处进退各有其道。有为行道而仕者；行道而仕，敬焉信焉尊焉可也。有为贫而仕者；为贫而仕，在于尽职，会计当，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学者批摘举业之学，正与曾点不取三子之意同。举业何可尽非？但君子安身立命不在此耳”（7）。他更极力反对程朱理学禁欲主义的修养方法，“以日用见在指点良知”，结合现实社会生活去启发人们认识自我固有的价值，做到自尊自信、自由自在，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使心体永远保持活泼愉悦的状态。这使他的思想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后学对之予以进一步发展，而使儒学更加世俗化，如何心隐以“物欲”为人的自然本性，李贽倡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8）。这种思想对下层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却遭到正宗儒家学者的排斥和抨击，顾宪成即曾指出：“（何）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9）。

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还包含发展平民文化教育，提高普通民众精神生活水平的要求。王艮认为：“夫良知即性，性焉安焉之谓圣；知不善之动，而复焉执焉之谓贤。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知觉后知’。一知一觉，无余蕴矣。此孔子学不厌而教不诲，合内外之道也”（10）。“圣人”的责任就在于“以先知觉后知”，使“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11），实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社会理想。王艮终其一生始终以“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12）作为讲学传道的宗旨。他的学生中，虽也有象徐樾那样的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是布衣平民，如林春出身佣工、朱恕是樵夫、韩贞乃陶匠等。这种百姓日用之学，显然同讲求经典的正宗儒学大异其趣。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打破“经生文士”垄断文化学术的意义。

王艮与王阳明在思想体系上有同有异。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世俗化。他的某些观念经过一定改铸后，可以被不同政治倾向的思想家所利用，并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何心隐、李贽等就是在王艮学说影响下向“异端”发展的。但在基本政治价值观上，王艮与王阳明并无根本分歧。在王艮的思想体系中，“圣人之道”和“百姓日用之道”是同一的，道、中、良知、性是同一概念，所谓“百姓日用之学”或“百姓日用之道”，无非是着重强调平民百姓也有天赋良知，即“良知天性，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而措之耳”（13）。这不仅和王阳明的观点几无区别，而且同鼓吹“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孟学派亦无原则差异。“百姓日用之学”的社会政治内涵仍然是宗法化的社会——政治伦理。平民百姓举手投足之间，凡不符合宗法伦理的，就不是“良知”或“道”；至于“愚夫愚妇”若“伤风败俗”、“贼君弃父”，就更不是“道”了。王艮谓：“穷乡下邑，愚夫愚妇，又安知所以为学？所以饱食暖衣，逸居无教而近于禽兽，以至伤风败俗、轻生灭伦、贼君弃父，无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诛之不胜其诛，刑之无日而已”（14）。王栋对之解释得更为明晰：“君子谓‘百姓日用是道’，特指其一时顺应，不萌私智者言之。”在百姓是，能与之“冥然暗合”的几率并不高，且往往转眼间，“忽入禽兽之域而不自知也。故与道合才什一，而背于道者恒什九矣”（15）。这大体是符合其师之旨的。

何心隐（1517—1579年），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州（今江西吉安）人，著作传世颇多，今有容肇祖先生汇编《何心隐集》（16）。

何心隐嫉恶如仇，富有个性。嘉靖二十五年（1546），江西省试，高中榜首。他仰慕王艮“良知之学”，师事王艮再传弟子颜钧，从此不图科举。三十八年（1559），因写信讥讽邑令强征赋外之税，身陷囹圄，经友人营救获释。翌年北上京师，积极参与参罢权相严嵩的活动，招致权贵忌恨，被迫更名改姓，南下避祸。万历年间，张居正禁毁私学。何心隐特撰《原学原讲》，与之针锋相对，力倡“必学必讲”，并“讥切时弊”，指斥张居正专政，遂被权贵诬为“妖人”、“奸犯”，遭到缉捕，惨死狱中。

何心隐的思想深受王艮、颜钧等人的影响。颜钧（1504—1596年），字子和，号山农，又号耕樵，江西永新人。他师事王艮高足徐樾，并曾聆教于王艮，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他盛赞王阳明、王艮，谓：“我朝天道中兴，阳明唤醒良知，开人心目，功同东日之启。继承心斋，洞发乐学，丕振大成”（17），又超越理学道统，自命为孔子的正宗传人。颜钧继承发扬泰州学派传统，大力推动儒学的世俗化，在理论上进一步发挥心学的“御史造命”、“自我主宰”、“人人君子”的思想因素，提倡人们在“内在良知”上的平等（18）。何心隐沿着这种思路继续向前推进，以“师友”说论证君臣父子、士农工商在道德人格上的平等。这类思想在儒学主流派看来实属“小人之无忌惮”，黄宗羲也认为泰州学派“传自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19）

何心隐从“万物一体”的命题出发，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应过分强调亲疏贵贱这分或上下尊卑之别。他说：“仁无有不亲也，惟亲亲为大，非徒父子之亲亲也，亦惟亲其所可亲，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亲，则亲又莫大于斯。亲斯足以广其居，以覆天下之居，斯足以象仁也。”“义无有不尊也，惟尊贤之为大，非徒君臣之尊贤已也，亦惟尊其所可尊，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尊，则尊又莫大于斯。尊斯足以正其路，以达天下之路，斯足以象义也。”（20）在他看来，“亲亲”、“尊贤”固然重要，但“亲亲”不能只限于亲自己的亲人，而应亲所有的人，才“足以象仁”；“尊贤”也不能只限于君臣，而应尊敬所有的人，才能“正其路以达天下之路”，“足以象义”。总之，做到“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不尊”（21），即以“亲亲”、“尊贤”为起点，达到彼我无间、人己一体，这就是何心隐理想的最高道德境界。

依据这种思想，何心隐对传统的“五伦”关系进行了新的排列。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相交而友”、“相友而师”，故而“五伦”中唯有师友一伦符合平等之义，是最高层次的社会道德关系。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四伦“非不交也”，但因受到血缘或政治、经济因素的干扰，“或交而匹，或交而昵，或交而陵而援”（22），均非平等交往，实践范围亦过于狭小，属于“小乎其交者也”（23）。他主张以师友之道统率人际关系，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关系融入师友关系，各类人都平等地相交相处、相亲相爱。他说，“臣民亦君也。君者，均也；君者，群也。臣民莫非君之群也，必君而后可以群而均也。一身，则心为君也。君呈象于四体百骸，则元首为君也”（24）。“君臣相师，君臣相友”（25），“君臣友朋，相为表里”（26）。所以，李贽评论何心隐道：“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27）。这显然对传统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