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至于小修，本“慷概为人，却有些侠气”（61），故其最重卓吾的豪侠精神，说：“我有兄弟皆慕道，君多任侠独怜予。”（62）并且，也正是受卓吾此种精神影响，小修“的然以豪杰自命，而欲与一世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不相属也；其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63）总之，尽管体认角度有所不同，公安三袁都为李贽的个性特征、人格风范及其独具特色的学说思想深深吸引，并在卓吾的影响下形成起伯修之超然通脱，中郎之高傲潇洒，小修之狂放任侠。他们兄弟三人既各得卓吾之一面，而又在追求自我解脱、重视自我价值上具有共同特性。（64）

最后也是最为主要的当从晚明社会思潮角度来考察袁宏道接受泰州后学、尤其是李贽思想影响的必然性。譬如，晚明时期，无论是儒林，或者是文苑，都涌现出一批有着“狂者胸次”的学者文士。由他们鼓荡而成的狂放思潮，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狂者胸次”，最早是由王阳明明确标示出来的。据《传心录下》载：

薛尚谦、邹谦之、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叹先生自征宁藩已来，天下谤议益众，请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业势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众；有言先生之学日明，故为宋学争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后，同志信从者日众，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处，诸君俱未道及耳。”诸友请问。先生曰：“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尚谦出，曰：“信得此处，方是圣人的真血脉。”（65）

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三点：其一，王阳明承认其经历过由“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到“更不着些子覆藏”、“行不掩言”的“狂者”的发展过程。其二，王阳明自谓其所以能够“做得个狂者的胸次”，及是因其“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其三，王阳明所谓“狂者的胸次”甫一提出，便激起很大反响，被称之为“信得此处，方是圣人的真血脉”。就王阳明而论，他是凭藉着对“良知真是真非”的绝对自信，方才完全摆脱“些子乡愿的意思”，达到“狂者的胸次”境地。他又依据着这“狂者胸次”，以“良知”为衡估学说思想是非的标准，敢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出于孔子者乎！”（66）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67）显然，王阳明在这里流露出的乃是高扬个性、倡导自由的思想倾向。他所推崇的，正是以此为内核的“狂者胸次”。这“狂者胸次”影响、造就了几代学者文士，成为晚明时期狂放思潮的理论基础。阳明后学中，泰州一脉学者，自信自立，勇于承当，多具狂豪之气。王艮初入阳明之门，即被阳明称赞曰：“此真学圣人者”，“吾党今得一狂者！”（68）颜钧主张放开思想，顺应自然，倡言：“顶天立地丈夫身，不淫不屈不移真。世界高超姑舍是，直期上与古人盟。”（69）李贽更称颂富于进取、独创精神的狂者道：“盖狂者下视古人，高视一身，以为古人虽高，其迹往矣，何必践彼迹为也，是谓志大。以故放言高论，凡其身之所不能为，与其所不敢为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谓大言。固宜其行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势自不能相掩故也。……渠见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厌，益以肆其狂言。”（70）

袁宏道及其领军的公安派深受这种思潮影响。公安派多有以狂者自居的文士，其中尤以袁宏道最为著名。公安派的狂士“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每每阐发出振聋发聩之声，石破天惊之论，这自然激起封建卫道士的攻击，而袁宏道却旗帜鲜明地为之张目，称狂者“以横吹之声刺空容之响也”，其论乃“南冈之新垒”，明确反对“以圣斥狂”，“以古折今”。他本人即具狂傲之性，曾眼空一世地说：

世人眼如豆，见如盲，一切是非议论如瓮中语日月，冢中语天，龚担上语中书堂里事，便胜得他，也只如胜得个促织；就输些便宜与他，也只当撇块骨头与蚁子而已。焉有堂堂丈夫，与之计较长短哉？（71）

在他看来，“除却袁中郎，天下尽儿戏！”（72）宏道又力反以文化专制主义为基础理论的奴性，反复提倡学者文士应有“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的气慨（73）。他以“顶天立地”的精神，指责“句比字拟，务必索合”，貌似“雅道”的文学复古主义，致使“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严重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74）。他又揭橥“不拘格套，独抒性灵”之帜，主张学者冲破传统囚缚，做真人、作真文、发真声，指出：“物之传者必以质。文之不传，非曰不工，质不至也。树之不实，非无花叶也；人之不泽，非无肤发也。文章亦尔，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75）这种思想引起了当世文坛的普遍回应，迅即凝聚成由其领军的公安派，并致力于文学革新实践活动。总之，自袁宏道以“狂者”精神挺立于世，文学复古主义雾霾为之一扫，天下人始知“疏沦性灵，披剔慧性”，文坛遂出现“芽甲一新，精彩八面，丽雅新声，络绎奔会”的清新局面。

［注释］

（1）参阅拙作《论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载《河北学刊》1993年第5期。拙著《中国文化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亦有专节论析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可资参阅。

（2）此信见之于袁宏道《锦帆集之三》。今见载于钱伯峻《袁宏道集笺校》上册，第2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此信见之于袁宏道《锦帆集之四》。今见载于钱伯峻《袁宏道集笺校》上册，第292页。

（4）此信见之于袁宏道《解脱集之四》。今见载于钱伯峻《袁宏道集笺校》上册，第509一510页。

（5）《论学语》引《勋贤祠记》，见《明儒学案》卷三十六。

（6）《歇庵集》卷十六《与新安某君书》。

（7）上书卷十五《与友人书》。

（8）见《徐渭集》附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9）此信见之于袁宏道《瓶花斋集之九》，今见载于钱伯峻《袁宏道集笺校》上册，第747页。

（10）见袁中道《珂雪斋近集》下册，上海书店1982年印本。

（11）《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七《上马映台先生》。

（12）《汤显祖诗文集》附录，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

（13）罗汝芳的著作，今有《近溪子文集》等存世，颜钧著作，今有黄宣民点校本《颜钧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14）关于汤显祖其人其学，请参阅拙作《汤显祖与晚明社会思潮》，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12期全文转载。

（15）《袁宏道集笺校》卷九《喜逢梅季豹》。

（16）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十五《汤义仍》。

（17）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三《答王天根》。

（18）见汤显祖：《玉茗堂诗》十七《读<锦帆集>怀李卓老》、《玉茗堂尺牍》三《答袁中郎铨部》。

（19）此信见《玉茗堂尺牍》二。

（20）此信见《锦帆集之三》，今见载于钱伯峻《袁宏道集笺校》上册，第215一216页。

（21）请详参拙作《泰州王学后劲焦竑的儒学思想》，收载于周琪主编《泰州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2）《焦氏笔乘·续集》卷三《支谈上》。

（23）《焚书》卷三《王龙溪先生祭文》）。

（24）《邹子愿学集》卷四《焦弱侯太史七十序》。

（25）关于三袁访卓吾之次数，学术界有两次、三次之说，而左东岭在所著《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则考证为起码有五次。

（26）《白苏斋类集》卷十六《李宏甫》。

（27）《珂雪斋集》卷二十四《寄长孺》。

（28）《袁宏道集笺校》卷一《送焦弱侯老师使楚，因之楚访李宏甫先生》。按：焦竑为袁宏道会试考官，故而宏道理所当然地要称竑为师，而以“先生”称宏甫，则纯系自觉地人思想上认同李贽为师。

（29）李贽：《焚书》卷六《九日至极乐寺闻中郎且至因喜而赋》。

（30）《珂雪斋集》卷十八。

（31）《焚书》卷一。

（32）同上《又答石阳太守》。

（33）上书卷二《别刘肖川书》。

（34）《袁宏道集笺校》卷五。

（35）《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

（36）《袁宏道集笺校》卷五。

（37）《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

（38）同上。

（39）《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八。

（40）同上。

（41）《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一《答陶石篑》。

（42）《袁宏道集笺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