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者矣。（40）

这虽具体谈论的是诗歌发展运动的情况，但实际上整个文学莫不如此，每个时期的新文学都是在克服前此时期旧文学弊病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新文学的这种产生过程实际就是文学不断向前进步发展的过程。他依据其文学进化观而反对复古派把秦汉文、盛唐诗捧上天，而把汉以后文、唐以后诗捺入地的绝对化论调，谓：“弟近日始遍阅宋人诗文。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起秦汉而绝盛唐者。……夫诗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欧、苏矫之，不得不为巨涛大海。至其不为汉唐文，盖有能之而不为者，未可以妄妇之恒态责丈夫也。”（41）“宏近日始读李唐及赵宋诸大家诗文，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是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 也？宏胸中有怀，不敢不吐，自以为世道隘矣。”（42）值得注意的是在否定文学复古派的同时，袁宏道又正面提出要写从“自己胸臆流出”的诗文的文学主张。他揭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帜，并以之为中心建立了一套旨在破除一切清规戒律，充分表现作家主体个牲的文学创作论。他说：

（中道）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合，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滔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43）

在这里，所谓“性灵”就是“胸臆”，而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就是力求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性，不要拘泥于已有的格局套数，不事“粉饰蹈袭”而应“从自己胸臆流出”。只要“本色独造”、个牲鲜明，即有“疵处”亦属可喜。毋庸多析，袁宏道与复古派相对垒的文学主张实际是由发挥李贽思想而来的。或者换言之，中郎及其领军的公安派所推展的文学革新运功实际是卓吾之学在文学领域的一次成功实践。

袁宏道既是李贽的学生，又是李贽的知己和同志。李贽在黄安、麻城曾三度遭地方官驱逐迫害。袁宏道对此极为关注，他十分担忧李贽的安危，在给友人的信函中说：

弟谓老卓南中既相宜，不必撺掇去湖上也。亭州人虽多，有相知如弱候老师者乎？山水有如栖霞、牛首者乎？房舍有如天界、报恩者乎？一郡巾簪势不相容，老年人岂能堪此？愿公为此老计长久，幸勿造次。（44）

细味语气，不难感受到中郎对迫害卓吾者的强烈愤怒和对卓吾处境深切关注的双重心情。万历二十九年，卓吾遭迫害被捕，以至自吻于狱。这对中郎震动很大，他尝为文道：

学道人须是韬光敛迹，勿露锋芒，故曰潜曰密。若逞才华、求名誉，此正道之所忌。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张，去将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学者尤宜痛戒。（45）

此文作于卓吾死后两年，虽未提卓吾之名，然显系痛定思痛之言。关于卓吾惨剧对三袁兄弟心态的影响及因之而造成的一些处世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小修之言更为明晰：“天下多事，有锋颖者先受其祸，吾辈惟嘿惟谦，可以有容。繁华气微，山林趣重，终当伴中郎于村落间耳。前往拜李长者坟，泫然欲涕。龙不隐鳞，凤不戢羽，何言哉？”（46）小修在于卓吾坟前所作诗亦反映了同样情况：“威风不潜羽，咬龙罢隐鳞。网罗躭躭至，何处可藏身。”（47）尽管如此，公安三袁不仅对卓吾敬仰之情从未有丝毫改易，而且始终认为卓吾思想自有其任何因素、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深刻独到之处，如小修《与梅衡湘》曰：“自颓翁去后，绝无可与言者。近日京师有志者都向事理上理会，所谓入微取证一脉殆终绝矣。……悔往者亲遇至人，不能细心窥其机用之妙，用世、出世都成当面蹉过，良可叹也！”（48）赞卓吾为“至人”，叹长者已长逝，悔当年未尽学其学，凡此均可见卓吾在三袁心弟心目中的地位。就此来看，说李贽始终是袁宏道及其领军的公安派的思想导师和精神领袖，当不为过。　　　　　　　　　　　　　　

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袁宏道及其领军的公安派文士何以会深泰州王学、尤其是李贽的深刻影响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兹试从下列三方面予以论析：

首先从偶然性因素方面来看，中郎之兄伯修一向身体欠佳，故其就焦弱侯问学时，弱侯以禅宗顿悟之旨接引，并向他介绍正在麻城究心于追求解脱的性命之学的李卓吾。这成为伯修、中郎、小修兄弟欣然往访李贽，开始接触并愈益了解、认识、体悟卓吾之学的偶然机缘。像这种因为求自我解脱而在偶然性因素作用下接受泰州王学思想影响的情形，不仅仅发生于公安三袁之于焦、李，在前此的罗汝芳之遇颜山农时即已发生过（49）。看来，这貌似偶然机缘的背后当亦有其更加深刻的必然性原因。限于篇幅，本文对此暂不展开讨论。

其次，再从李贽的个性特征、人格风范及其独具特色的学说思想对袁宏道兄弟的吸引力方面来看，这无疑是导致他们自觉接受李贽思想影响的很重要的原因。李贽本是一位个性与人格特征均极鲜明的奇人，他的学说思想亦体现出独特风貌。如其孤高耿介，愤世嫉俗；以圣自期，独立特行；随缘任性，自我超越；直心而动，潇洒做人。凡此对当时学者文士、尤其是青年才俊均有极大吸引力。公安三袁甫识卓吾之时，未必就能对卓吾其人其学有全面、深刻地体认，但他们无疑为异于常人的卓吾个性特征、人格风范、学说思想所打动，并且，他们所认识到的卓吾的个性特征、人格风范和学说思想又与其自身的人生价值追求取向、治学旨趣及思维方式等相契合，故而越来越乐于自觉接受卓吾的思想影响，将卓吾引为老师，乃至敬奉为精神领袖。三袁皆认卓吾为李耳（老子）式的人物，如伯修在《柞林纪谭》中出口便评卓吾为“李耳”；中郎亦谓：

李贽便为今李耳，西陵远似古西周。（50）

小修亦有“先生，今之李耳”（51）之言。他们的这种感受是有道理的。李耳就是被李贽誉为三教大圣人之一的老子。在世人眼中，老子乃一世外高人隐士，故司马迁称“其学以自隐无急为务”；但老子同时又是为著过五千道德真言的圣者，具有超越世俗的高洁与合于大道的玄德，故司马迁复引孔子之言赞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龙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52）李贽一生追求超脱出世，又著书以求传世，且情高性傲而不近世俗，故亦尝以老子自居，《柞林纪谭》即载其言曰：“释迦不论智愚贤否，只要他了生死。老子则有无为之学问矣。释迦不可及矣，吾庶几者其老子乎？”对此，三袁无疑是一致认同的。当然，三袁中的长兄伯修在接触李贽前即已“《蒙庄》不离手，卓有出尘志”（53），故其对卓吾超越世俗而又不离世俗之随缘任性的人格个性更感兴趣，从而在卓吾的接引与思想影响下逐渐形成他自己自然无为而又平实稳妥的个性。据《柞林纪谭》，中郎除视卓吾为“今李耳”外，还强调“公似李膺”。李膺乃东汉名士，生性简亢，不与俗士交接。友人袁爽惧其在动荡政局中罹祸，故劝其屈节全身，与世抑扬，而膺不肯，后终因谋诛权阉失贩而死狱中。当其遭捕前，人劝逃离，膺却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五十，死生有余，去将安之？”（54）尽管李贽没有李膺那样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但在简傲高洁上颇与其相似，且尝自言：“我骨气也像李膺，然李膺事，我却有极不肯做的。”（55）故而卓吾欣然接受中郎对他的“似李膺”的品评，并报之以“中郎依鲁国男子”（56）。此“鲁国男子”显指三国孔融。融为鲁国人，自幼聪颖过人，曾深得简重自居的李膺的赏识。成年后，孔融放达不羁，尝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终因秃巾微行，跌荡放言而被曹操借故杀害。（57）卓吾视中郎为孔融，实乃取其聪明英特而言。小修《中郎先生行状》说：

李子语人，谓伯也稳实，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然至于入微一路，则谆谆望之先生，盖谓其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担荷此一事耳！（58）

高傲狂放、自我高视之气质，乃是卓吾与中郎相互认同的最主要之处，故而中郎有诗曰：“老子本将龙作性，楚人元以凤为歌。”（59）关于伯修、中郎所认同的卓吾个性与人格侧重点有所不同，以及二人在卓吾影响下所形成的人生态度上的差异，小修曾明谓：

伯修则谓居人间，当敛其锋锷，与世抑扬，万石周慎，为安亲保身之道。而先生（中郎）则谓凤凰不与凡鸟共巢，麒麟不与凡马伏枥，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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