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他著作甚丰，最重要的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谭集》等。李贽曾师事王艮之子襞，实得泰州之传。他对泰州后学罗汝芳、何心隐都很敬服，又推许王畿为“圣代儒宗，人无法眼；白玉无暇，黄金百炼。” （23）李贽自居“异端”，公开表明对正宗儒学传统的叛逆态度，并对儒家正宗文化进行批判。经过他的批判，儒家经典、圣贤“道统”、名懦硕学、道学义理，尽皆黯然失色，再无往昔光彩，这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强烈影响。

三袁所居之公安，与李贽寓居之龙湖，相距仅数百公里，但他们此前似乎并不相识。直到万历十七年，年已半百的焦竑状元及第，与比他早一年的会元袁宗道同官翰林，才为三袁了解李贽其人其学，并进而往访卓吾，接受其影响提供了机缘。当时，焦竑虽刚入仕，但闻道甚早的弱侯名气很大，邹元标说此时“弱侯以文行为士林祭酒者二十余年”（24），故宗道对他心仪已久，一旦结识，便就之问学。而焦竑乃李贽挚交，对卓吾之心最为信服，尝称许其为圣人。时或有人不同意他对李贽的如此盛赞，焦竑则必为之辨护，如据朱国桢《涌潼小品》记：“焦弱侯推尊卓吾，无所不圣。谈及，余每不应。一日，弱侯问曰：‘兄有所不足耶？即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可坐圣门第二席！’”拳拳服膺卓吾之学而又逢人即予推扬的焦竑，自然要向前来就学的伯修大力推介李贽。伯修与其弟中郎、小修即因之而知道卓吾，其后又数度至龙湖向卓吾问学（25），并一见倾心，对卓吾敬服不已。如伯修明谓：“翁（李贽）明年正七十，学道诸友共举一帛为贺。盖翁年岁愈大，造诣转玄，此可贺者一。多在世一时，则多为世作一日津梁，此可贺者二。翁幸一笑而纳之，勿孤诸公供养之心可也。”（26）小修曰：“追思少年浪游海内，所交者皆一时之英雄豪杰，而年皆长于我，最长者为李龙湖、梅客生、潘雪松诸公，次之则为黄慎轩、伯修诸公，又次之则为中郎及曾、雷诸公。”（27）他在《李温陵传》中盛赞李贽“为士居官，清节凛凛”；“深入至道，见其大者”；“直气劲节，不为人屈”。中郎则有诗句说：“自笑两家为弟子，空于湖海望仙舟。”（28）对卓吾的《藏书》、《焚书》等著作，三袁称颂不已，如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十五《李卓吾》云：“不佞读他人文字觉懑懑，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岂因宿世耳根惯熟乎？”宏道在见之于《锦帆集》的《与李宏甫书》中也说：

幸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

可见，三袁对卓吾的人格与学说思想均甚敬服，一致把李贽敬奉为精神领袖、思想导师的。卓吾亦很赏识三袁，尤对中郎颇为嘉许，初识中郎即赠诗有“诵君玉屑句，执鞭亦欣慕”之句，后更坦言：“世道由来不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29）不仅将中郎当作弟子，而且视为可承其道而继其业者。三袁数度过访卓吾，尤以万历二士一年那次为时最久，他们前后从卓吾问学三月有余，宗道有《柞林纪谭》详载他们这次向卓吾问学的经历，可见其对与李贽交往的高度重视。正由于了解、认识并深切体悟了卓吾之学思，三袁学问才有所大进，为其后开创一度文学新风作了必要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小修《中郎先生行状》谓：“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言语，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像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30）

袁宗道所受李贽的思想影响是多方面而又相当深刻的。而最为重要的则在于卓吾力主做学问贵在独立，要有自我。李贽《答耿中丞书》云：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给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故为愿学孔子之说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仆方痛憾其非夫，而公谓我愿之欤？且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学孔子，何以颜渊问仁，而曰“为仁由己”而不由人也欤哉！何以曰“古之学者为己”，又曰“君子求诸己”也欤哉！惟其由己，故诸子自不必问仁于孔子；惟其为己，故孔子自无学术以授门人：是无人无己之学也。……由此观之，孔子亦何尝教人之学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学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虽公亦必以为真可笑哉。（31）

他认为古代的学者之所以能够卓然有所树立，并不在于展尺寸寸之学前人，倘真能完成自我，虽在形迹上与前人不侔，却也一样可以追配前人，开辟出自己的世界。他曾借评论泰州王学前辈而述自己的看法道：

精则一，一则不二，不二则平；一则精，精则不疏，不疏则实。如渠老所见甚的确，非虚也，正真实地位也；所造甚平易，非高也，正平等境界也。盖亲得赵老之传者。虽其东西南北，终身驰逐于外，不免遗弃之病，非其迹耳。独不有所以迹者乎？迹则人人殊，有如面然；面则千万其人，亦千万其面矣。人果有千万者乎？渠惟知其人之无千万也，是以谓之知本也，是以谓之至一也，是以谓之大同也。如其迹，则渠老之不同于大老，亦犹大老之不同于心老，心老之不同于阳明老也。若其人，则安有数老之别哉？知数老之不容分别，此数老之学所以能继千圣之绝，而同归于“一以贯之”之旨也。若概其面之同而遂疑其人之有异，因疑其人之有疑而遂疑其学之不同，则过矣！（32）

因此，李贽最瞧不起那些追人脚跟、求人庇护的人们，讥之曰：“今之人皆受庇于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则庇荫于父母，居官则庇荫于官长；立朝则求庇荫于宰臣，为边帅则求底荫于中官，为圣贤则求庇荫于孔、孟，为文章则求庇荫于班、马。种种自视，莫不皆自视为男儿，而其实则皆孩子而不知也。豪杰、凡民之分，只从庇人与庇荫于人处识取。”（33）而他自己为学则既不愿舍己就人，亦不愿强人从我，充分显露出卓然自立的精神。这对袁宏道的影响最大最深。他在《与潘去华书》中云：“夫今之为阁部大臣子者，大则荫卿贰，小亦二千石而上，可谓荣且遇矣。然而有志之士宁求一举，宁作一秀才，虽公车屡讪，不以此而易彼，何也？以男儿各有出身之路也。今明明一尊大佛，不自招认，而必欲借庇荫于他人，丈或别有授记耶？抑欲借此以觉悟愚索耶？若尔，则真大慈大悲之用心，非不肖所能窥测也。桃源盛事，不肖深信之，然不肖终要自己寻一头，或仙、或佛，决不敢从他人问路。”（34）又在《与张幼子书》中曰：“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己出，不曾依停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不然，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35）惟其在性命之学上要自寻出路，故而极自然地最鄙薄那些道学家，指责他们是“依凭古人之式样，取润圣贤之馀沫，妄自尊大，欺己欺人，……此乃孔门之优孟，衣冠之盗贼”（36）！基于这种思想，袁宏道在文学上力反王、李，严斥复古派，讥刺其“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37）？在袁宏道看来，文学是随着时代变迁的，他指出：

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38）

文之不能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唯识时之士为能堤其溃而通其所必变。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雅》不足以寄也。后之人有拟而为之者，终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骚》于《骚》之中也。（39）

他还认识到文学本身也是一条顷刻不停之流，它一方面要随着社会洪潮而一道前进，另方面又要在自身内部矛盾的推动下不断弃旧图新，即所谓“法因于弊而过于过”。他在《雪涛阁集序》中说：

夫法因于弊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俪飣餖之习者，以流丽胜。飣餖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纤巧。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猜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首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湖。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浓，而浓实因于淡。然其弊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决，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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