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晚明公安派的重要领军人物，袁宏道力倡文学革新论，在诗文创作上成就斐然，声名卓著，影响甚大。并且，他与当时思想界人士有广泛交游，尤与泰州学派学者接触较多，受李贽影响最深。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的文学革新论及力倡个性的文学主张是在泰州王学、尤其是李贽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与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交相辉映，构成晚明思想文化史上靓丽的风景线。

［关键词］袁宏道；晚明公安派；泰州王学；李贽

晚明，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颇具革新意义的时代。阳明殁后，其弟子王艮开创泰州学派，鼓倡平民儒学。王艮后学颜山农、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等更推扬师说，提出了许多富有早期启蒙色彩的思想主张。受此影响，文学界有公安派崛起，倡导文学革新运动，令人耳目为之一新。而这公安派的重要领军人物，就是袁宏道。宏道（1568一1610年），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湖北公安县人。他虽仅活了四十三岁，正式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只不过十余年，但他追求“本色独造”，强调“心灵”的作用，主张写“自己胸臆流出”的诗文。袁宏道的文学主张及其文学创作实践打破了复古派的统治，改变当时文坛停滞的状态，使整个文学空气活跃了起来。袁宏道在《又答梅客生》中谓：“当代可掩前古者，惟阳明一派良知学问而已。”他不仅与泰州后学有广泛交游，而且更受其、特别是李贽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是泰州王学催生出了袁宏道及共领军的公安派所鼓倡的文学革新运动，故而笔者特撰本文，着重分析袁宏道与泰州王学的关系，以期加深对宏道思想的了解和认识。

明代中后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阶层的兴起，加以王阳明心学思潮的激荡，儒学呈露出由庙堂返民间，由经院之学而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迹象，以至产生了同官方儒学、经典儒学迥然有别的平民儒学。其突出标志就是王艮（1483—1541）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崛起于民间，并在社会各阶层产生广泛影响。在绵绵数百年泰州学派的传承过程中，影响最大并因之而引起时人及后世史家高度关注的是徐樾——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一系泰州后学。他们鼓倡平民儒学，并提出了许多富有早期启蒙色彩的思想主张。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自有其特色。笔者曾对此举出六端：其一，抛开传注，任意解释经典；其二，打破封建士大夫对文化的垄断，强调学术的平民性，将文化与学术社会化、普及化，从而使儒学真正深入民间，渗透到普通民众日用生活之中；其三，以平民利益为出发点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其四，启迪大众，使之“乐学”向善；其五，以伦理道德为主建构其思想体系；其六，无论是思想内容，或者是传道方式，都有明显的宗教色彩。（1）

泰州学派学者中，与袁宏道交往颇密，且相互间有一定影响的，主要为管志道、陶望龄、潘士藻、汤显祖、焦竑、李贽诸人。关于袁宏道与李贽的交往及其所受卓吾影响容后再论，兹先略述宏道同管、陶、潘、汤、焦的交往及其相互影响的情况。

管志道（1536一1608年），字登之，号东溟，江苏太仓人。隆庆五年进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改刑部，因反对张居正专政而被谪盐课司提举。外计，以老疾改仕。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撮论管氏之学云：

东溟受业于耿天台，著书数十万言，大抵鸠合儒、释，浩汗而不可方坳。谓：“乾元无首之旨，与《华严》性海浑无差别，《易》道与天地准，故不期与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与二教峙，故不期佛、老之徒争而自争。教理不得不圆，教体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圆，圆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碍释、释不碍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圆，而使儒不滥释、释不滥儒。唐、宋以来，儒者不主孔奴释，则崇释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篱，故以乾元统天，一案两破之也。”其为孔子阐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统，不任道统，一也。居臣道，不居君道，二也。删述《六经》，从游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与夷、惠易地，则为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专以理，兼通气运，五也。一贯尚属悟门，实之必以行门，六也。敦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七也。孔子曾师老聃，八也。孔子从先进，是黄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十也。”按东溟所言，亦只是三教肤廓之论。平生尤喜谈鬼神梦寐，其学不见道可知也。泰州张皇见龙，东溟辟之，然泱儒释之波澜，终是其澜下人也。

由这段话来看，管志道乃耿定向（天台）的学生，在其时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论成为主潮的时代背景下，他虽欲辨儒、释，严守儒者立场，却又不能不受时代潮流左右，致使其学“大抵鸠会儒、释”而已，这其实也是泰州后学共具的特征。在泰州王门后学中，管志管思辨力并不甚强，所言“亦只是三教肤廓之论”，当然算不上一流思想家，但他也还是敢于说出诸如“孔子任文统，不任道统”之类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话，故而黄宗羲尽诋其学，严斥“其学不见道”，似乎太过苛刻。倒是今人嵇文甫先生在《左派王学》中的评论很值得注意：嵇氏称管志道“打破儒术一尊的局面，极力抬高佛的地位。他把孔子看的很圆活，可以为夷惠，可以为黄老，可以为桓文。道德、刑名、权谋、术数，兼容并包，可算是思想上一大解放。”

袁宏道大约主要是他在吴县做官而东溟则已致仕家居时与管志道交往的，究竟交往了多长时期或有多少次往来接触，这已难以考实。今查袁宏道诗文集，见有其与管志道书信三封，其一曰：

天台去书，议论妙甚。但以圆判见地，以方判教体，未免意圆语滞。何也？若见定圆，则圆亦是方。此一个圆字，便是千劫万仞之系驴橛矣，可不慎与？若教定方，则历代圣贤各自一手眼，而皆能垂手为人，何与？见若定圆，见必不深；教若定方，教必不神：非道之至者。夫见即教、教即见，非二物也。公试思之。见即教，《金刚》以无我相灭度众生；教即见，《楞严》以一微尘转大法轮。写至此，葛藤满纸，幸有以复我。（2）

细玩书中语义，全为东溟“教理不得不圆，教体不得不方”之说而发，宏道似不赞成志管之见，而相较起来，宏道“历代圣贤各自一手眼”的说法更为活脱。当然，宏道借用《金刚》、《愣严》证成己说，佛学意味亦更浓厚，而与儒学传统的疏离自较志道更甚。其二谓：

寄吴两载，相知相爱，不尽无人，但其道义相与，倾肝吐胆者，惟足下一人。初意欲俟乱绳少解，铅刀稍闲，便欲追随，究竟儒佛之旨，商略生死之旨。而猜嫌忽至，谤议遂成。足下深居避影，不肖亦望岫息心。积衷万料，一语未吐，岂尽人事，殆亦天意焉！£3）

这是袁宏道将离吴时写给管志道的辞行信。中郎不仅视东溟视为相知相爱且肝胆相照的唯一知己，而且更“欲追随”东溟“究竟儒佛之奥、商略生死之旨”，但他们二人的这种学术性接触交往，居然遭来“猜嫌”，惹起时人的一些“谤议”，未审何故？第三封信乃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袁宏道解官游东南诸山水时写给管志道的，其中有论到东溟作品的话：“《求正牍》刻成，遂为后生津梁，获益不浅。《谦嘿箴》可谓警切，生犯此病久矣，当佩之以为弦韦。”（4）从这三封信来看，袁宏道与管志道的关系当属师友之间，尽管也有意见分歧，但总体说来，中郎是颇为敬赏东溟之学的。

陶望龄（？一1609年），字周望，号石篑，浙江会嵇人。万历十七年会试第一，廷试第三。初授翰林院编修，后官终国子监祭酒。以讲学名，有《歇庵集》行世。黄宗羲《明儒学案》论其学“多得之海门（周汝登），而泛滥于方外。以为（程）明道、（王）阳明之於佛氏，阳抑而阴扶。盖得其弥近理者，而不究夫毫厘之辨也”。袁宏道早在万历十七年（1589）即已因其兄伯望的绍介而得以结识陶望龄了。后来，宏道为吴令，望龄曾两次过吴；及宏道解官后，他们又曾一道畅游东南诸山水。可见，中郎与石篑交望颇为密切。

在中郎集中，与石篑书极多，有论学的，有论文的，难以一一举述。大体说来，在“泛滥于方外”方面，袁宏道堪称陶望龄的同志。但陶氏执持道事一元论，反对割裂道事为二元：“事事则道妨事，道道则事妨道。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之外必无事，事之外必无道，不可二也……皆心而已。良知者，心之图绘也，犹不识火而曰炙也、不识水而曰泾也。体用内外，理事道器，精粗微显，皆举之矣。”（5）他的这种道德形上学对宏道似未有所感染，相反地，他却自认折服于宏道的天分和才气：“袁中郎以禅废诗，复以律废谈禅，仆二事皆不及，而亦效之。于诗，甘取新代；于禅，甘取小乘。”（6）“袁中郎比部天才秀出，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