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道情的《诗经》居然“含五际六情”（46），不仅表现“天地之心”，成为“万福之宗，万物之户”，而且同《易》之八卦方位说纠葛在一起，成为宇宙模式的表现。《诗纬·氾历枢》说：《诗经》“《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又说：“辛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听命。”（47）“卯，《天保》也；酉，《祈父》也；牛，《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戌）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阴谢阳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似此以为只有“参之六合五行”（48），才能了悟《诗》所表达的情性，实际将人喜怒哀乐好恶爱憎之情尽皆融入了神秘的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之中了。又如，汉儒认为：“《易》长于变，《书》考命符授河。”（49）《易经》和《尚书》均具神性：“《易》者，气之节，含五精，定律历。《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彖》出期节；《象》言变化，《系辞》说类迹。”“《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以推期运，明命授之际。《书》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50）“《书》务以天言之，因而谓之‘书’，加‘尚’以尊之。”（51）他如《礼》“所以设容，明天地之体也。”（52）至于《春秋》更是孔圣接受天命之作，其制作过程本身就已充满了神性。这样，汉儒就不仅把《五经》视为圣人的制作，而且更作为天意的体现或干脆就直接是天授。

如此神圣化的结果，就是孔子不再仅仅只是位智者，而是人们必须顶礼膜拜的圣人；儒经也不再是认知对象，而是必须崇奉、信从的绝对真理。

二是儒家经典权威化、政治化。如前所述，先秦时已有“经”，甚至儒门已有“六经”之说，但其时“经”并不具有特别神圣的意义，在儒门“六经”也只不过是用于教育学者的课本而已。秦迄汉初，儒经传授尚处于民间。到汉武之世，儒学成为官学，“圣人”孔子被神化，儒家典籍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经”。如果说汉初陆贾、贾谊已从体认“天道”的角度论述儒经的重要性，那末，董仲舒更把儒家经典中的每一个字都视为圣人表达灭意的符号：“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五经》是天，字字句句皆是真理。（53）司马迁论儒经意义道：

……《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54）

匡衡谓：“《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王凤在代成帝所拟诏中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55）班固则曰：“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56）此外，东汉前期的桓荣说：“夫《五经》广大，圣言幽远，非天下之至精，岂能与于此？”末年的荀爽亦云：“天地、《六经》，其旨一揆。”（57）如此等等，难以尽举。

儒经既具绝对真理权威，则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也就成为“王教之典籍”，被奉为“致至治之成法”。儒经不仅被用于教化，而且还被赋予法典意义。昭帝曾特别沼令“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义）”（58），于是制定法令政策以儒经为理论依据，如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宣帝诏令“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59）即为以儒经所倡孝道为依据而制定的律条。当时又有“经义决狱”的风习，儒经俨然成为“法典”、“宪章”。治《尚书》的兒宽为廷尉张汤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直接影响了张汤，兒宽遂为张汤和武帝所重；吕步舒“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60）董仲舒对“经义决狱”进行了阐发和论证，据《后汉书·应劭传》记载：“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这风习到东汉时得到进一步发展，陈宠撰《辞讼比》、陈忠著《决事比》等都是援经释律、融合经与律为一体的法律文件，为统治者提供了以“经义决狱”的范式。汉末应劭更写成《春秋断狱》二百五十篇，完成了经学对于刑律的改造。此外，东汉皇帝每有大事在诏书中总要称引儒经之说为据，用儒经权威证明诏书合情合理合法。如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帝为更换太子而颁诏书中，即先引《春秋》，然后说：“《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强，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强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光武帝废郭皇后、改立阴皇后，随即又更换太子，亦均向经书寻求根据。如此等等，毋庸赘举。

在儒学定于一尊的情况下，儒经传授基本依赖官学系统了。（61）如据《史记·儒林列传》：“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生，于燕则韩太傅。”此即后人所称《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均属今文经学，文、景时先后立为官学。毛亨所传的《毛诗》展于古文经学，虽曾被河间献王刘德立为博士，却未为朝廷所置；西汉末一度立为官学，不久即废，故其所传远不能与齐、鲁、韩三家相比。至于楚元王刘交所作《诗传》（时号《元王诗》）、近年在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所见与今本《诗经》文字多有出入的《诗经》残篇（可见其时尚有流传的《诗经》文本）等均因未被立为官学而所传不广，甚至湮没不闻。又如，自武帝以后《春秋》一直为朝廷所重，《公羊》、《谷梁》被立为官学，其传习之盛自不待言，《左传》在平帝时也曾与《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一道立为博士，其传亦始终不辍。其他诸经传授情形大体如此，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班固《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主要受禒利诱使（当然也有学术思想歧异方面的原因），汉儒经学内部纷争不已。武帝时就已有传《谷梁春秋》的江公与传《公羊春秋》的董仲舒为争立博士而发生争执，“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专《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后来宣帝即位，因喜爱《谷梁春秋》，选江公的孙子为《春秋》博士，并选派数专习《谷梁传》，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谷梁春秋》学势力大增，几有压倒《公羊》之势，《公》、《谷》之间论争更烈，宣帝遂不得不于甘露元年“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染》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侍诏刘向、周庆、丁姓並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义）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62《谷梁》既受帝王青睐，愈加刺激众多家法之争，于是，宣帝又于甘露三年召开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63）当然，这些都还发生在今文经学内部的论争。两汉时期，论争最为剧烈的当属今、古文经学之辩。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谓：

西汉之时，经学始萌芽于世。汉武帝表章经术，然宣帝即位，重法轻儒，说经之儒犹抱遗经拳拳勿失，故今古文之争未起，自刘歆遗书太常为古文竞胜今文之始。新莽篡汉，崇尚古文。东汉嗣兴，废黜莽制，五经博士仍沿西汉之规；而在野巨儒多明古学，故今古文学之争，亦以东汉为最著。……盖东汉初年，古文学派皆沿刘歆之传（如杜子春、郑众皆受业于刘歆），虽为今文所阨，未克大昌，然片语单词已为学士大夫所崇尚，后经马、卢、郑、许诸儒之注释，流传至今，而今文家言之传于后世者仅何休《公羊解诂》而已，余尽失传：此今文学所由日衰而古文学所由日盛也。

所谓“在野巨儒多明古学”，“虽为今文学所阨，……然片语单词已为学士大夫所崇尚”，而犹有争，可见经今、古文学之争，并不单纯地在于争取学说的公开流传，而且顺主要的是争取置博士、设弟子员一一即官学的地位之确立。所以然者，乃由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