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开掘出推动社会和文化前进的精神资源。

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绵延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制度，中国走向了共和。虽然政冶领城曾有过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和“宣统复辟”的闹剧，思想文化领城亦与之相适应地出现了尊孔崇经逆流，但历史进步步伐不可阻挡，不仅民主共和乃大势所趋，而且儒经再也不能够成为支配中国社会以及指导中国人思想、行为和生活一一思维方式的价值准则。“五四”启蒙文化崛起，中国思想文化的面目更焕然一新。在“打倒孔家店”、“推倒吃人的筵席”的呐喊和对于“民主”、“科学”的强烈期盼中，经学终结了，儒学从此不再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和指导思想。历史既已进入一个“后经学时代”，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处理和分析、研究包括经学在内的全部儒家思想文化传统？就成为了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另一个亟须予以解决的课题；当然，对于这课题的探究，已不属于笔者本篇文字范围了。

［注释］

（1）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2）《观堂集林》卷六《释礼》。

（3）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

（4）《韩非子·显学篇》：“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徵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言今之所以为治，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词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5）《史记·乐书》。

（6）《诗·大雅·民劳》。

（7）《诗·大雅·抑》。

（8）《论语·八佾》。

（9）《论语·阳货》：“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10）《论语·泰伯》、《论语·阳货》。

（11）参阅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12）《文史通义·原学中》。

（13）《左传》“闵公元年”。

（14）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39、14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5）经学史上常引用两条材料来指陈“六经”的出处，一是《庄子·天运篇》记孔子对老聃之言：“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二是《礼记·经解篇》对于《诗》、《书》、《礼》、《乐》、《易》、《春秋》教化功效的依次论述。前者明言“六经”，后者虽无“六经”的明确说法，但既以“经解”名篇，故实则隐言“六经”。不过，学者们于此总未能心安，原因主要在于难以确切考订《庄子·天运篇》和《礼记·经解篇》的年代。这是有道理的，《庄子》“寓言十九”，其说未必可信，且《庄子》各篇亦未必为庄周本人自著，南宋黄震《黄氏日钞》说：“‘六经’之名始于汉，《庄子》书称‘六经’，未尽出庄子也。”近人罗根泽《庄子外篇探源》认为《天下篇》是汉初作品，“六经”之说自然亦晚出。笔者认为，《庄子·天运篇》或系晚出，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先秦一定不能出现“六经”字样。1998年公开发布的《郭店楚墓竹简》，其年代已被确认为孟子之前。内有《语丛一》，谓：“《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恃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又有《语德》，说：“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谗谄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这两则弥足珍贵的资料说明在孟子之前，这六种书已为孔门儒者所诵习讲读了。从中且又可知，“六经”虽为体裁很不同的六种书，但有着共同的思想倾向，反映出一致的文化精神。儒之所以为儒，“六经”之所以成为儒学元典，自有其道理存在。

（16）《吕氏春秋·贵公》。

（17）《孟子·万章上》。

（18）（19）（20）同上《离娄上》。

（21）《汉书·董仲舒传》。

（22）《汉书·五帝纪》。

（23）参阅《汉书·刑法志》。

（24）参阅姜广辉：《传统的诠释与诠释学的传统一一儒家经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与诠释学导向》，见《经学今诠初编》（《中国哲学》第二十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5）参阅顾颉刚：《“圣”、“贤”观念和字义的演变》，见《中国哲学》第一辑，三联书店1979年版。

（26）《尚书·大禹谟》。

（27）《尚书·洪范》。

（28）《论语·子罕》。

（29）《孔子家语·颜回》。

（30）《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31）《论语》“雍也”、“宪问”。

（32）《孟子·离娄上》。

（33）《墨子》“节用”、“法仪”、“尚贤”、“尚同”。

（34）参阅王文亮《中国圣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5）《孟子·告子上》。

（36）如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37）《论语·子罕》载：“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38）《淮南子·主术训》最早记述此事：“孔子……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

（39）《论语摘辅象》，见《汉学堂丛书》。

（40）《春秋纬》，同上。

（41）《中庸》。

（42）《礼记·檀弓正义》引《论语撰考谶》。

（43）《春秋纬·演孔图》。

（44）上书《说题辞》。

（45）《诗纬·含神雾》。

（46）《春秋纬·演孔图》。

（47）《后汉书·郎頠传》：“《诗·汜历枢》曰：‘卯西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恶则亡。”

（48）《汉书·翼奉传》。

（49）《孝经纬·援神契》。按：所谓“授河”，即授《河图》《洛书》，以考符命。

（50）《春秋纬·说题辞》。

（51）《尚书纬·琁玑钤》。

（52）《春秋纬·说题辞》。

（53）详参《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54）《汉书·司马迁传》。

（55）上书《匡衡传》、《宣元六王传》。

（56）《汉书·儒林传》。

（57）《后汉书》“桓荣传”、“荀爽传”。

（58）《汉书·雋不疑传》。

（59）《汉书·宣帝纪》。

（60）《史记·儒林列传》。

（61）之所以说汉代儒经传授“基本”依赖官学系统，是因为其时官学之外还允许民间经说的存在，且处于民间的经学亦有被置博士、立为官学之望，故仍相传不绝。这显示出汉代“独尊儒术”与后来科举取士时代的思想文化专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汉代进入仕途虽需学习儒家文化，但并不一定必须学习博士之学；习经亦非唯一的或主要的入仕之途。这就使得汉儒经学的发展多少呈现出博士之学与民间之学並存的局面。参阅严正《汉代经学的确立与演变》，见《经学今诠初编》（《中国哲学》第二十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2）《汉书·儒林传》。

（63）《汉书·宣帝纪》。

（64）陆贾之论，见其所著《新语》。

（65）《汉书·贾谊传》。

（66）《春秋繁露》“郊义”、“为人者天”、“深察名号”。

（67）《汉书·董仲舒传》。

（68）《汉书·平当传》。

（69）《盐铁论·论灾》。

（70）《汉书·魏相传》。

（71）详参《汉书·睦孟传》及《汉书·五行志》。

（72）《颜氏家训·勉学》。

（73）《晋书·王衍传》。

（74）上书《范宁传》。

（75）《晋纪·总论》。

（76）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自序》，齐鲁书社1991年版。

（77）上书第280页。

（78）《礼记·乐记》谓：“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

（79）《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易书》，《顾亭林诗文集》第4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80）何晏的《论语集解》又称《论语义疏》，兼采诸家说而成，梁代皇侃、宋昺均曾为之作疏。

（81）王弼的《论语释疑》，《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三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卷，原本是一部完整著作，惜其全书已侠，仅有四十余则侠文传于后世。

（82）前揭余敦康先生所著书第268页。

（83）《南齐书》“王佥传”、“刘谳传”。

（84）《梁书·武帝纪》。

（85）上书《儒林传》。

（86）《梁书·武帝纪》。

（87）《南史·儒林传》。

（88）《北史·儒林传》。

（89）《隋书·房晖远传》。

（90）《隋书·经籍志》。

（91）《礼记·乐记》中本有“天理”二字，但不为汉唐诸儒重视，直到北宋时期，二程才看重“天理”。《上蔡语录》记程颢之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来。”从何处“拈”出来的呢？就是《礼记·乐记》。当然，这绝非简单性地一“拈”而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