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礼记·乐记》中本有“天理”二字，但不为汉唐诸儒重视，直到北宋时期，二程才看重“天理”。《上蔡语录》记程颢之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来。”从何处“拈”出来的呢？就是《礼记·乐记》。当然，这绝非简单性地一“拈”而出，而是蓝含着极深刻地体会。《二程外书》卷十二记程颢之语：“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从儒家经典中“体贴”出“天理”并将之“拈”出来，亦即豁显其意义，复以“天理”为治学方向和治学纲领，构创其理学思想体系，创派立宗以与当时昌盛的佛老二氏相抗衡。

（92）《二程遗书》卷二十四。

（93）上书卷二十一下。

（94）《二程外书》卷五。

（95）《二程遗书》卷十五。

（96）上书卷十四。

（97）《程氏经说》卷六。

（98）《二程遗书》卷二十五。

（99）《二程外书》卷二。

（100）上书卷四。

（101）《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102）参《周易本义》。朱熹的这一做法与《伊川易传》显然有着很大不同。

（103）《朱子语类》卷八十。

（104）上书卷八十四。

（105）《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乞修三礼箚子》。

（106）上书卷四十八《答吕子约八》。

（107）《朱子语类》卷八十。

（108）《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三》。

（109）上书卷七十一《记<尚书>三义》。

（110）《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111）上书卷十一。

（112）《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十八》。

（113）《朱子语类》卷一二九。

（114）上书卷十一。

（115）《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11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此篇序文又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认为“道统”传授由来已久，并有其经典依据，谓：“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117）《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八十三、一0四、十九。

（118）上书卷一 一五。

（119）当然，朱熹并不是只讲“四书”而对“六经”弃之不顾。他以“四书”为经学的基础和主体，认为“‘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0五），要求学者在通“四书”、明义理后，再来研治“六经”。就其本人来说，平生最着力者虽为“四书”，但对“六经”仍亦有所重视，尤对《易》、《诗》用力较多，先后作《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等重要著作。

（120）《陆九渊集》第40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121）上书第395页。

（122）上书第432页。

（123）上书第4页。

（124）上书第455页。

（125）上书第399页。

（126）上书第398页。

（127）参阅陈少明：《六经注我：经学的解释学转折》，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8期。

（128）《阳明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129）上书卷一《传习录上》。

（130）上书卷三《传习录下》。

（131）上书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132）《传习录中》。

（133）《阳明全书》卷七。

（134）上书卷三《传习录下·答张敬夫》。

（135）上书卷一《传习录上》。

（136）上书卷四《与黄勉之》。

（137）上书卷五《寄邹谦之》。

（138）上书卷二《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139）上书卷三《传习录下》。

（140）上书卷三十二《年谱》。按：从现有材料看，阳明对《大学》朱熹改本的怀疑，始发生于正德七年（见《传习录上》所载阳明与徐爱的问答），而《年谱》将此系于龙场时（即正德三一一四年间），并认为阳明此时已信用《大学》古本。《年谱》此说难为信据。

（141）上书卷二《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142）上书卷一《传习录上》。

（143）陆九渊曾用诗句将自己的观点与朱熹思想的区别表达出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陆九渊集》卷三十四）其中不难看出对朱学的讥讽之意。而朱熹对陆氏的“简易”亦有非常明确的批评，如据《朱子语类》卷一一五载：“问：‘欲求大本以总括天下万事。’曰：‘江西便有这个议论。须是穷得理多，然后有贯通处。今理会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会得二分，便得二分受用。若一以贯之，尽未在。陆子静要尽扫去，从简易。某尝说，且如做饭，也须趁柴理会米，无道理合下便要简易。’”

（144）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序》。

（145）当然，宋末元初以来，就已有儒者基于调停立场论朱陆、辨同异，试图和会理学与心学，开出儒学发展新路。这逐渐成为一股潜生暖长的潮流，吴澄、虞集、赵汸、刘因、宋濂、王袆、苏伯衡等就是其代表者。而明代朱学家程敏政更综结此一潮流而著成《道一编》，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请详参拙作《程敏政和王阳明的朱、陆观及其历史影响》（载吴光主编《阳明学研究》，上海古籍出做社2000年版）。

（146）《阳明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147）参阅陈来：《有无之境》第281一28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8）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十九《送汪承之序》、卷五十五《答汪佥宪书》、卷四十四《复司马通伯宪副书》等。

（149）《傅山全书》卷四十四《老子解》，第91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0）《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一》。《船山全书》第十册第1175页，岳麓书社1988年版。

（151）同上卷十七，上书第669页。

（152）同上卷一，上书第68页。

（153）《日知录》卷七《饭臭茹草》。

（154）同上《周氏班爵禄》。

（155）《四书讲义》卷十一。

（156）《好古》，载《新世纪》第二十四期，1907年。

（157）焦循：《雕菰集》卷八《辨学》。

（158）《松崖文钞·九经古义述首》。

（159）《戴东原集》卷十《古经解钩沉序》。

（160）《四书正误》卷四《论语下·阳货》。

（161）《存学编》卷一《上征君孙仲元先生书》。

（162）据段玉裁《东原先生年谱》引。

（163）《孟子字义疏证》卷中。

（16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371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65）《孟子字义疏证》卷中。

（166）《戴东原集》卷八《答彭进士允初书》。

（167）《雕菰集》卷七《翼钱上》。

（168）上书卷八《愚孝论》、卷七《翼钱下》。

（169）《揅经室一集》卷二《孝经解》。

（170）《朱子语类》卷六。

（171）《太炎文录》卷二《与友人论<朴学报>书》。

（172）王茂、蒋国保等指出：“如果不是与欧洲作牵强的比附、附会，而就中国论中国，即从中国自身思想发展历程来考察，清代原始儒学的复兴，也可以说是一种‘启蒙’，一次‘复古即解放’。因为儒学在其二千年历史发展中，沾染上异学的许多附着物，如玄学、佛学。它们渗入儒学而演为理学和心学，使儒学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历史事实又证明了理学、心学‘害于心、害于政’，因而激起一些有志于‘正人心’、‘扶世教’的士大夫恢复儒学本来义旨的努力。复兴原始儒学的目的是要使人们从唯心论的蒙昧主义中醒悟过来。从这个意义说，它可以具有‘启蒙’的意义，但不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清代哲学·绪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是不是历史确实证明了“理学、心学‘害于心、害于政’”？难道宋明诸学不是为了抗衡、剔除“异学”即释老二氏，并“正人心”、“扶世教”，复兴儒学，才会有道学思洋恼兴起乃至发展繁盛的吗？能够由于道学中渗入了“异学”因素，或者道学末流弊端丛生而否认这一点吗？晚明清初诸儒返归元典而开掘出许多崭新的思想主张，的称之为“复古即解放”的“启蒙”，但对“以正吾宗而保吾族”为职志的乾嘉诸儒能作出这样的评价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均很值得深入探究。不过，尽管笔者并不很认同这种观点，但此说仍有其参考价值，尤其是《清代哲学》一书很有学术意义，故特予以引录，希望诸者诸君能注意到此书及其中的学术观点。

（173）章太炎《检论·近世商略》谓：“清世寄名理学（按：此‘理学’急括心学在内，实指整个道学）者，无过反复陈言，其去洛闽（按：指程朱）、金谿余姚（按：指陆王）诸哲，固已绝远。”不仅道学本身就存在着太过注重形而上的玄学倾向，而而在道学内部理学与心学数百年的相互改讦之中，双方互相揭露和指摘，各自的弱点都已暴露无遣，再经过清初启蒙学者的清算性批判，道学发展至清乾嘉之世尽管仍居官学地位，却确已无生机可言。身为翰林班头的朱筠，只能对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以一句“何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相攻；理学名儒姚鼐以文章名世，哲理上并无多少可言之处；方东树为回应汉学家对宋学的批评而著《汉学商兑》，条分缕析，颇能指出汉学缺失，但就哲学思想来看，不过维护程朱理学，“反复陈言”而已；如此等等。

（174）《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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