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务本”的“本”，是学问的根本。“本立而道生”的“道”，即对孔子学问之核心的领悟，而这个核心就是“仁”。本不仅关乎个人，也关乎一国一君，如司马迁总结《春秋》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史记》卷一百三十）

仁者，人之性也。孔子讲仁，是从性命上说，而不是从情感上说。所以，仁要求诚与信。无诚无信，则无仁。“巧言令色”者，无诚无信之人。“巧言令色”是无诚无信之人的外在表现，他们讲起道理来口若悬河，在人前道貌岸然。实际上这种人离学问的根本“仁”差得太远了。

孔子说完这段话后，学生曾子立即表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就是想表明自己是一个时刻反思、以仁为本之人。

“曾子，孔子弟子，名参，字子舆。”（朱熹《四书集注》）小孔子47岁（南怀瑾《论语别裁》22页）。据徐复观研究，先秦儒学有三支，最大一支出自曾子，由曾子而子思（孔子曾孙），子思著《中庸》，再传孟子，孟子后无传人，“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原道》）。第二支以《易传》为中心，引入阴阳观念，成为秦汉儒学主流。第三支为荀子。宋以后，程朱等人才重新发挥曾子、孟子一脉。（参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174页）对此，赵俪生有不同的看法，他把汉以前的学术分为“八个层面”。其中第五个层面是孔子，赵先生认为孔子把《易》接了过去，把它改造成儒家的。这个认识值得商榷，《易》对孔子的影响集中在晚年。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第六个层面，子思等第二代儒者在儒、道、墨三家相互浸润中把儒家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第七个层面则是孟子、庄子两家分别发端于孔子和老子，互相砥砺。第八个层面是荀子，他是一位过渡性人物，上承孔孟，下启两汉。（见赵俪生，“儒道两家间存在争议的几种古籍之剖析――《管子》四篇、《中庸》（包括《大学》、《表记》）、《道德经》、《易系辞传》四种对读记”《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1993年7期，40页）赵先生的看法似乎并未被大多数学者认可。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强调“学而时习”，用今人的话说即学以致用，曾子三省之一为“传不习乎？”可见习在孔学体系中的重要。前面几句话已经概括了孔子的学为内省的仁，把仁践行出来就是孝和弟。但并不要求高言大志、华丽装饰、繁文缛节。这里是讲国君对仁的践行。从哲学思想史上看，敬由礼而来，当礼被赋予了道德内涵后，敬便产生了，有敬说明有忧患。“敬事”指对事的态度，保罗说“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恐惧战兢就是敬。节用而无爱，就是吝啬，国君的吝啬往往给百姓带来伤害。作为国君，如果只想着如何充实国库，而不想着如何富民，就不是仁爱之君。即是说，一个国家的富强，不仅仅表现在国库充实、政府强大，只有社会强大、民间富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富民强。所谓“使民以时”，有如《圣经》所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旧约圣经·传道书》三章二节）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有时，应时而行，顺时而动，是君子所为。“时”并非消极的东西，无论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儒家的立场来看，“时”都掌握在上天手中，人只能顺之，而不能逆之。司马迁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史记》卷一百三十）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人若以孝、弟、谨、爱为本，必与仁者亲。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实际上，四者皆仁之外化，孔子将外化之余力用以学文。据徐复观解释，“文”指《诗》、《书》、《礼》、《乐》。他说：“《论语》上单说一个‘文’字，固然指的是《诗》《书》《礼》《乐》；但‘文章’一词，则所指者系一个人在人格上的光辉的成就。”（《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70页）这是通常的解释，大概没有太多异议，朱熹也说：“文，谓《诗》《书》六艺之文。”（见朱熹《四书集注》）《诗》、《书》、《礼》、《乐》四书为孔子教学所用的教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行有余力”而做之事，并非可有可无。仁是人之根本，“本立而道生”，有了本，才可以言及其它。即先做人，再做事。所以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