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朱熹《四书集注》）小孔子44岁，对战国时期思想家影响很大。（见南怀瑾《论语别裁》28页）该段最难解者二字：色与君。朱熹谓色为“好色”，南怀瑾谓为态度，李泽厚以为“容貌”。照朱熹解为：遇贤德之人而放弃“好色之心”；照南怀瑾解为：因遇贤德之人而肃然起敬；照李泽厚为：“重视德行替代重视容貌”。相较而言，南说可取。至于君，到底是君臣之君，还是君子之君，亦各持己见。子夏之言提到四种人，一为贤（第二个贤字），贤德之人，二为父母，三为君，四为朋友。南怀瑾以为君即朋友，似乎不妥。看来君确指国君。若在人际关系中做到这四点，即便是一字不识之人，子夏也认为其“学矣”。可见这里的“学”与上文中“学文”之学不是一回事。“学文”之学是掌握技能之学，子夏之学是学道之学，这个道就是“本立而道生”的道，就是仁。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重”不是指外表的道貌岸然，而是指内在的道德沉潜。君子必好学，学则必固。“学必深沈而后能固，不重则浮。学必镇静而后能固，不重则躁。”（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一册，33页，中华书局版）儒家之学非纯客观的知识之学，而是将客观的知识内化为主观的道德修养之学，这种学之沉积，必然成就内在之厚重，厚重之外显即是威。“威”是一种气质，一种可以感染人的气质。一个人学之沉积逾厚重，则学逾固。

既然学如此重要，学之态度当如何呢？孔子提出三点：第一，“主忠信”。忠信乃中国哲学中两个重要概念，皆含有“敬”的意味，亦即对学问、人生的不欺的态度。若无忠信，学之亦多，离道之亦远。第二，“无友不如已”，有两层含义，一层表示学者之谦卑，视所有人为师，如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另一层表示，学者只有与优于自己的人交往，相互砥砺，方能长进；第三，“过则勿惮改”。是为学者知错必纠之勇气。“程子曰：‘学问之道无他也，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朱熹《四书集注》）

有此三者，自然重则威，学则固。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终”是指人的生命的结束，“远”是指时间上的久远。

朱熹注：“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历来对此的误解太深，以为“尽其礼”就是繁琐之礼。孔子重礼，自不必言，但孔子所重者，礼之实质，即仁，因此，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孔子之所以为中国儒家开山之人，正在于他把商周时期繁琐的宗教仪节转化、沉潜为人内在的道德修养。曾子这句话，体现了儒家孝悌“为仁之本”的思想。慎是谨、诚，是一个人的内心感受，这种感受当然需要一定的礼来呈现，即所谓“慎而无礼则葸”（《论语·泰伯》），意即没有丝毫仪节的谨和诚，会转化为一种恐惧。所以，“慎终”是指通过一定的仪节以呈现出对亡故之人（必为亲人）的内心之谨与诚，这实际上是一种十分理性的哀悼行为。“追”是记忆、怀念。“追远”即国人所说不忘本。中国人关注历史（远），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历史本身，从统治者来说，在于教化，从个人来说在于反思。

有了“慎终追远”，“民德”自然“归厚矣”。也就是说，“慎终追远”起到了一种道德示范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也许利玛窦对儒学的解释对我们有所帮助。利玛窦说：“信奉儒教的人，上至皇帝下至最低阶层，最普遍举行的是我们所描述过的每年祭祀亡灵的仪式。据他们自己说，他们认为这种仪式是向已故的祖先表示崇敬，正如在祖先生前要受崇敬一样。……他们这样做是希望孩子们以及没有读过书的成年人，看到受过教育的名流对于死去的父母都如此崇敬，就能学会也尊敬和供养自己在世的父母。”（《利玛窦中国札记》）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孔子周游列国，旨在传播其政治理想。孔子是一位非常重视学习的人，他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因此，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个人政治理想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丰富、完善其理想。孔子之问政，有与之，亦有求之。

然而，孔子之政治主张，被误会者最多。孔子之政治主张到底是什么，这需要专文讨论。但是，子贡在此提出了孔子政治思想的基础：温、良、恭、俭、让。这五项，既是孔子问政的态度，又是孔子政治思想得以成立的基础。孔子说：“政者，正也。”（《颜渊》）又说：“为政以德。”（《为政》）可见，孔子之政，实在不是一种统治术，而是为君之本，这个本就是“正”与“德”。在这个基础上来看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就不会简单地归结为等级制了。所谓“君君”，是说为君之人应像君，即当有为君之道。孔子的为君之道不是权谋，而是仁、正、德。

其实，大凡思想家的政治主张都是宽厚的、仁爱的。比如老子也主张“以正治国”，因此他告诫统治者，“我无欲而民自朴”（见《老子》五十七章），要想民风纯朴，必须从我做起。历史证明，只有统治者本人才热爱集权，热爱暴力。而恰恰是这些人，最愿意把政治中的黑暗归罪于思想家，把自己制造的污水泼到思想家身上。孔子的遭遇正是如此，当人们痛恨集权统治的时候，并不是在当下找原因，而是顺着统治者指引的方向，到几千年前的孔子身上找原因。殊不知，政治都是当下的，政治只能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面有意义。孔子所拥有的，不过是政治的思想、理念、理想。

孔子的政治理想建基于温（宽厚）、良（仁善）、恭（庄敬）、俭（节制）、让（谦逊）。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贯穿其思想的“一”是仁，即一切皆始于仁，又归结于仁。温、良、恭、俭、让五德是仁之外显，孔子即在此五德基础上问政、求政。子贡说的“得之”的“之”，即是“政”。有此五德为基础，无论求得何种政，都会被孔子纳入到他的仁政理想之中。即便是求得一些不良之政，也会被孔子内在的仁销解为良政。

孔子之政的基础是五德，以此推而扩之，想要推行孔子之政的人，也必须有此五德，有内在的仁为其根基。或者可以说，孔子之政，不过是为君之人将其沉潜在心中的仁外显出来，实行在公共事务中。

试想，那些口口声声要做仁君的人，有几人能达到孔子的要求。自己没有达到要求，反而对着孔子破口大骂，这就是一切玩弄权术者的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