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尚书》中，“真诚”是“情感”的最基本的质素，但是，远非唯一的内涵，它具有深远而广阔的理论背景。《尚书》中的情，是以“欲”为基础的。从人天生的欲望来讲，《尚书》的作者们早就看到了“生则逸”（《无逸》）的人性本质，他们已经认识到，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永祈天命”，统治者就必须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并且在德性上对人民进行必要的教化，否则人民就不会“安静”，就不会听从上级的领导。对统治阶级内部来说，由于“生则逸”的天性，在他们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往往励精图治，修德正身；可是一旦大权在握，“玩人丧德，玩物丧志”（《旅獒》），则不知稼穑之艰辛，荒亡淫逸，是为三风十愆：“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伊训》）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尚书》就提出了“节性”的主张：“节性惟日其迈。”（《召诰》）就是说，每天都应该努力向上，克己修习，锤炼性情，不可稍有惰怠。“节性”的方式和途径在《尚书》中有如下几条：第一，继承先祖艰苦创业的传统，敬德修德，律己克诚。“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祗。社稷宗庙，罔不祗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太甲上》）“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无逸》）尊崇先祖的传统，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慎终”、“追远”，古则久，久则天也。这是一种宗教情怀的表现，它的最终结果是使人的性情与天融为一体。第二，尊崇先王的遗策遗典，努力学习知识，诚心诚意，恪尽职守，就不会出现错误。“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五子之歌》）“乃惟由先正旧典时式，民之治乱在兹。”（《君牙》）说得最为透彻的是《说命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斅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够增长自己的“胆识”，也只有心胸开阔，有胆有识的人，才能够真正地拓展自己的性情领域，提升其宗教性和美学性的境界，从而上承天命，控制自己的自然情欲，养性情之正。第三，在《尚书》中，先秦儒家以“礼”为手段，辅之以刑法的统治思想已经形成，但是，其中心是一个“德”字。《仲虺之诰》中的“仁”已经不是一个肤浅的标签，而是渗透到文章骨髓之中去了的“仁体”，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欲望是人人都天生具有的，因此，统治者的任务就在于有效的控制自己的欲望，以身作则，教化人民正确的宣导情感，非如此，社稷就不可能国泰民安。“有夏昏德”，骄奢淫逸，丧失天命，致使生灵涂炭，民怨沸腾，震动天威：“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 ：‘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原来，在《仲虺之诰》中，“仁”只是“德”的一个子系统，而“仁”的具体内涵就是宽厚慈爱，体恤民生疾苦，诛伐无道，救民于水火，也就是《康诰》的“保赤子”之心。这对孔子、孟子都毫无疑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

为了吸取“有夏”的失败经验，《仲虺之诰》在理论上找到了从人的性情上永祈天命的法宝：“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谦虚谨慎，努力向学，诚心修德，以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的“义”来指导做人的原则，以合符天地精神的“礼”来制约自己的“心”，以身作则，“建中于民”。

　　“中”的概念，可能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先哲们受到地理学、政治学的影响和启发后，引进到性情论中来的一个概念。性情的中和之美，在《毕命》中，是一种不刚不柔，既刚且柔的人性状态：“不刚不柔，厥德允修。”性情的“不刚不柔”，究其实质，是有效的控制欲望的结果：“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太甲中》)欲望如果不控制，就会乱了法纪，乱了纲常，给自己带来无边的罪过。对于统治者本身来讲，修身养性就更为重要：“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吕刑》）欲不可纵，礼不可败。受命于天，承天侍命，始终追求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道状态，才能最终与天道相合为一。

可贵的是，《尚书》坚持中道的思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不刚不柔”之上。

　　“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夔曰 ：“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尧典》）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皋陶谟》）

这是一种以阴阳相济、刚柔互补为基础的性情论，正直而温柔，宽厚而坚栗，刚毅而不暴戾，简约而不傲慢，刚柔相间，互惠互补，既是性格上的概括，德性上的要求，也是情感上的提升；但是“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就不仅仅限于阴阳了，而是全面吸收了五行综合性思维方式的思想成果，其本质是要将人喜怒哀乐的自然情感超拔成本性之上的、以道德修养为基础的中和性情。尤其是“神人以和”一句，说明这种刚柔相济，阴阳互补，综合牵制，处中而制的性情，本来就是来自于天，最后又要通过自我的修习、提升，以回应天的“大德”，其本质是天人合一。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四方、五方的观念之起源是相当早的。《尚书·洪范》中提出的五行思想，也许诚如许多研究者言，经过了无数人的理论加工， ② 但是，笔者以为，其五行的理论内核是古已有之的。历史学家庞朴先生就说过：“殷人已经具有了确确实实的五方观念，”“这种以方位为基础的五的体系，正是五行学说的原始。”[3] 所以，与其说思孟学派改编、提升了《洪范》，倒不如说，原始的《洪范》给了思孟学派以启示。

　　笔者在此要说明的是，《尚书》中的性情论，已经深刻地吸收了阴阳五行综合性思维方式的成果，其中阴阳消长、刚柔相济，彼此牵制、彼此吸收的内在机制，已经为后来的儒家性情论提供了一个理论的范式。

注释

① 孔子的思想主体是“仁”；另外，此段文字被《孟子·梁惠王下》引用，孟子从精神上吸收了《尚书》中有关仁政、德政的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

② 刘起釪先生认为，《洪范》原本是商代的作品，但是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不断有人给它增加新的内容。（参见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代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三期。）郭沫若先生又说：“《洪范》那篇文章其实是子思氏之儒所作的。”（见《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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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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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皮锡瑞. 经学通论[M]. 上海：中华书局，1954，第95-96页

[2] 杨宽. 论〈逸周书〉[J]. 西周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 庞朴. 阴阳五行探源[J]. 中国社会科学，1984，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