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陈梦家先生在《尚书通论》一书中的考证，我们现在已经确知，上述的“商书四篇”，早已为先秦时期的《缁衣》、《左传》、《孟子》、《墨子》等典籍所征引，可见这四篇文献自古就有。况且，笔者在研读“商书四篇”之后以为，王应麟氏之论并非肤浅之说，而是深得四篇文献之精神的。倒是皮锡瑞氏之论囿于古代小学的局限，不能从思想史的规律上来思考问题，因而犯有常识性的错误：第一，孔学的出现，必有一个从无到有，由远而近，再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把孔子设定为一个没有前期思想铺垫的圣者，这是儒家经学道统观念在作怪，并不是历史地看问题。其实，孔子自己就说过，他学问的最大特点，就是“温故而知新”，是“述而不作”。就是说，孔子所作的只是整理、注释、传述，甚至发展、提升古人的学说，没有以前辉煌的文化传统作为积淀，孔子是不可能出现的。第二，具体的文献显示，《商颂》的文字，有些地方可以与《商书》相发明。近世王国维有《说商颂》一文，从卜辞的角度考证出《商颂》为宗周中叶的诗，大约成诗于公元前770年左右。学术界已经公认此为《商颂》成诗年代的定论。宋襄公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700年到前637年之间，可见《毛诗正义》的记载“《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才是正确的，而皮锡瑞“惟《商颂》作于正考父，乃孔子六世祖”的说法则很不严肃。况且，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生活的时代相距正考父已经200百多年，即便《商颂》真是作于正考父，又何以见得孔子的思想就一定是正考父的嫡传，而正考父就没有吸收商代文明的熏陶呢，即便正考父是孔子的六世祖？第三，近百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献以及各种其他材料的问世，人们不仅进一步确定了《今文尚书》的价值，正在纠正由来已久的对《古文尚书》的偏见，甚至对《逸周书》的许多篇章，人们也都在以信史视之。[2] 这就是皮锡瑞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了。

王应麟氏之说注重了孔子之学的渊源与传承，这是可贵的。但就其言《尚书》言仁、言性、言诚、言学之谓，倒也未必绝对准确。例如，他说“《汤诰》，言性之始也”就以偏概全。《君陈》云：“惟民生厚，因物有迁，违上所命，从厥攸好。”生，性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自然之性是淳厚诚悫的，但是会因外物的诱惑发生变化。性情因诱于外物，而放纵无收，以至乖异倨慢，故人主要注重教化，正确引导，慎重地指导人民的接物之道。这段话有性善论的倾向，强调人与生俱来的淳厚诚悫。为此，《泰誓上》有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地是人的父母，万物造化而钟秀于人的性灵，因此，天生之性只能是善的，因为它是以天地为范本的。所以《康诰》称人民为“赤子”，保民就“若保赤子。”《立政》将人民称之为“受民”。受民者，受天而降，受命而生，故而受天帝之庇护也。很明显，从《君陈》《泰誓》《康诰》《立政》四篇中都可以开出性善论，或者说，都是孟子性善论的滥觞。

当然，《汤诰》讲得最为彻底：“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伟大的上帝降下了“衷”（即“善性”）给天下苍生，顺从人的天性，能够找到安定他们性情的人，只能是君主。大约三代之际，天下纷争不息，民不聊生，“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汤诰》），故“民不静”，忍无可忍，揭杆反抗，致使统治者深感“艰大”（《大诰》），于是“德政”由是而生，修身养性之学在统治者的倡导之下，蔚然而形成了传统，因为只有保住人民的“恒性”才能使人民安静。所以，三代统治者的保民思想中，很大的成分是保民之“恒性”，保“赤子”的婴孩之心。当然，《尚书》的性善论思想从思想内容上来讲并没有形成系统，从理论的水平上来讲还没有脱离朴素的阶段，与孟子作为人学基础的性善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君陈》的“惟民生厚，因物有迁”，“从厥攸好”，《汤诰》的“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都认识到了天生之性，在后天磨砺交接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的特性。因此，“习与性成”（《太甲上》），注意到了人的习尚、习惯、修习的德目与人的生存环境等等后天的因素，都是与“性”相辅相成的，所以，人们必须主动地、有意识地去“养性”、“习性”、“成性”，注重修身的实践性。在《尚书》中，修身养性实际上是一个回应天命的过程，既然天是世界上最大的真实，是世界万物最高的范本，那么人的性情的修养也一定是以拥抱天的美德为目的的。

因此，真诚的情感就必然在《尚书》受到极度的重视。《尚书》关于情感的叙述特别多，其中有几个概念，值得注意。例如，“允”：“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尧典》）“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舜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兹有苗 。”（《大禹谟》）“尔克敬典在德，时乃罔不变。允升于大猷。”（《无逸》）《尚书》中“允”字凡32见，其中绝大多数是“诚信、真诚”的意思。《尔雅·释诂》云：“允，孚、亶、展、谌、亮、询、信也。”也就是说，允，在《尚书》中与“诚、亶、忱”等在表达真情至性的意向时，实为同一概念：“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太甲下》）“诞告用亶。”（《盘庚中》）“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乃其乂民。”（《康诰》）应该指出的是，《尚书》中，真挚的情感，是人的主体之心贯通天人的桥梁，是人与上天对话，或者说，与“天冥合为一”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实际上就是儒家哲学宗教性赖以存有的基本土壤，与《中庸》的“诚”实际上已经相去无几了。

在《尚书》中，“真诚”是“情感”的最基本的质素，但是，远非唯一的内涵，它具有深远而广阔的理论背景。《尚书》中的情，是以“欲”为基础的。从人天生的欲望来讲，《尚书》的作者们早就看到了“生则逸”（《无逸》）的人性本质，他们已经认识到，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永祈天命”，统治者就必须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并且在德性上对人民进行必要的教化，否则人民就不会“安静”，就不会听从上级的领导。对统治阶级内部来说，由于“生则逸”的天性，在他们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往往励精图治，修德正身；可是一旦大权在握，“玩人丧德，玩物丧志”（《旅獒》），则不知稼穑之艰辛，荒亡淫逸，是为三风十愆：“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伊训》）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尚书》就提出了“节性”的主张：“节性惟日其迈。”（《召诰》）就是说，每天都应该努力向上，克己修习，锤炼性情，不可稍有惰怠。“节性”的方式和途径在《尚书》中有如下几条：第一，继承先祖艰苦创业的传统，敬德修德，律己克诚。“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祗。社稷宗庙，罔不祗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太甲上》）“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无逸》）尊崇先祖的传统，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慎终”、“追远”，古则久，久则天也。这是一种宗教情怀的表现，它的最终结果是使人的性情与天融为一体。第二，尊崇先王的遗策遗典，努力学习知识，诚心诚意，恪尽职守，就不会出现错误。“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五子之歌》）“乃惟由先正旧典时式，民之治乱在兹。”（《君牙》）说得最为透彻的是《说命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斅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够增长自己的“胆识”，也只有心胸开阔，有胆有识的人，才能够真正地拓展自己的性情领域，提升其宗教性和美学性的境界，从而上承天命，控制自己的自然情欲，养性情之正。第三，在《尚